[摘要]我国开征房产税的前提是财政民主、财政透明，在当前不规范的财政体制下，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理由并不能正当化房产税的征收，规避立法程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征收房产税行不通，如果贸然大规模开征房产税，必然面临房产税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的疑问，将损害政府的合法性。我国地方政府摆脱财政困境，其出路在于大规模精减公务人员，重构分税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摆脱“生产建设型”政府的路径依赖，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财政民主化。
[关键词] 房产税 宪政 税收法定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近日，《经济日报》发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文章，称有关方面正在研究逐步在全国推行房产税。同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的改革方向已被锁定”并表示在未来的新一轮财税改革中，房产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方向。[1]从种种迹向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目前已呈箭在弦上之势。但是，正如美国最高法院约翰•马歇尔大法官所言，“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事实上国家征税所造成的财产减少，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数量上都是任何私人犯罪（如盗窃、抢劫）所望其项背的。[2]涉税无小事，征收之前必须明确为什么要征房产税?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关方面一直遮遮掩掩甚至讳莫如深，打压房价之说虽然冠冕堂皇，但在多次采取“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手段”均未奏效的情况下这个理由无疑显得较为苍白。显然，伴随后土地财政时期的到来，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源是房产税的主要目的。 但是开征房产税的初衷固然好——土地是有限的资源，靠卖地的土地财政是杀鸡取卵、不可持续的财政，开征房产税可以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困境，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财源。不过到目前为止，所有给出的理由均是站在征税者的立场上考虑的，并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感受。毕竟房产税一旦开征是需要广大纳税人来负担的，而站在纳税人的立场，征收房产税则“兹事体大”，它直接侵犯的是纳税人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甚至可能直接威胁到普通纳税人的生存权。因此，在决定开征之前，必须厘清房产税的合理性、合法性等诸多问题。
一、开征房产税缘由之正当性质疑
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国家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当征税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国家和增进国家福利时，征税就变成了盗窃。”[3]作为一项基本的常识，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税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作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对价而存在。“租税倘非出于公共福利需要者，即不得征收，如果征收，则不能认为是正当的租税”，[4]因此，国家征税权的正当性在于，纳税人期待税仅被用着提供公共服务或经纳税人同意的转移支付，唯如此，政府的权力才能被限制到合适的领域，这是有关税收的宪政逻辑。[5]而Alan Lewis则更是直接将“你付出了什么”和“你得到了什么”之间的联系称为“财政关系”。[6]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国家财政不同于一般追求赢利为目的的私人经济，它是一种以公益为价值取向的公共财政，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事项。国家征税不能以取得超额收入为目的，其首要目的在于利用财政手段来达成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因此，宪政的财政逻辑是：政府必须首先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来确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总量，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财政收入的总量，并进一步确定所需征收的税收总量，如果当年税收超额完成，那么第二年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减税。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降低一个社会的宏观税负，减轻公民的负担。而如果由政府来决定征税，对食税者来说，必然是收的税越多越好，“在政府的所有权力中，征税权是最容易滥用的权力”,[7]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的条件下，政府税制设计、税的征收过程中必然会倾向于实现税收的最大化，“开头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不小心在意，税率就会很快翻倍，而且最终会到达没有人可以预见的地步，这合乎事物的本性。”[8]如果纳税人不能在宪政的框架内决定征税与用税事宜，最终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结果唯有奋起搏命一途，“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革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纳税人反叛。
笔者认为，在决定开征房产税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之前，必须搞清楚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缺钱？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总体情况如何？我国财政整体状况如何？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总额分别是多少？财政支出项目是否必要与合理？地方政府缺钱是否必须通过征税来解决？在现有的财政规模下能否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以下疑问应当是合理的：“2010年我国7万多亿元的税收，11万多亿元的非税收入，加起来近19万亿元的政府收入”，[9]约占同年GDP的一半。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为什么还不够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需要投入的财政总额到底是多少？其中，中央与地方事务需要投入的财政又分别是多少？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政府并没有公布相关的准确数据，甚至各级人大代表在表决政府预算时亦不能明悉相关数据，这难免让人困惑：既然不知道需要支出多少财政，又谈何开征新税呢？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国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10]国家征税必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的纳税能力，不得侵及纳税人最低生存权，如果政府征税过多，不但不能成为纳税人自由与财产的保障，甚至极有可能走向反面。事实上，目前，我国纳税人负担已经非常沉重，姑且不论福布斯纳税人痛苦指数排名上我国连年居于前列，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只需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切身体验，应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一点。人们完全有理由发出这样疑问：既然地方财政困难，为什么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数量越来越膨胀？为什么还存在着数额庞大的“三公消费”？解决财政困境为什么只想到了加税而不从精减人员和杜绝“三公消费”入手？
二、开征房产税途径之正当性质疑
税法本质上是侵权法，税收直接威胁到公民的宪法财产权，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征税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11]税收法定与罪刑法定是宪政的两项基本原则，在自由民主法治社会中是保障公民财产自由与人身自由之武器。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对此处的“法律”应解释为狭义的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法律，还是广义的法律尚缺乏权威的解释，但根据宪政的一般原理，依合宪解释应理解为狭义的法律，更何况《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了“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我国税收法定原则是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确定的，该法第3条第1款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但该款同时还规定了“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另外，《立法法》第9条也规定了“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不过，为防止被授权机关滥用权力，《立法法》第10条规定了，“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因此，根据以上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开征房产税难以绕过立法环节。
事实上，当前热议的房产税其最初的名称是物业税。长期以来，在中国房地产领域，与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包括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其繁杂程度举世无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也就是说，房产税最初的定位是物业税，其初衷是为了规范房地产领域的税费体系，即把开发环节和流通环节的税向持有环节转移，是一个税收转移的问题。但物业税的征收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通过人大立法开征新税并非易事，因此有关部门就想起了长期被搁置的房产税， 意图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物业税穿上房产税的马甲而横空祭出，其隐含的逻辑是：虽然《房产税暂行条例》第5条中明确规定了 “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但这里用的是“免纳”一词，似乎本该征收的，未征收是立法机关的一种“恩赐”，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决定开始征收是名正言顺的。不过，由于这部《条例》颁行已26年，其制订所依据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早已废止，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均存在疑问。为绕开立法环节，2012年1月17日国务院在其颁发的《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第76条规定，“将《房产税暂行条例》第8条中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修改为《税收征收管理法》”。表面上看来，国务院此举似乎清除了房产税征收的障碍，下一步只需要将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的“恩惠” 取消即可顺理成章的开征。
以上谋划可谓是“深思熟虑”，但笔者认为此乃机巧而非正道，征收房产税乃涉及国计民生、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之大事，必须走煌煌正道。必须认识到，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制领域行政立法独大而法律式微的状况 实际上背离了法治，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根源在于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从《决定》的名称和内容中，明显可以看出：（1）税收领域的授权立法，仅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一种过渡性的权宜安排；（2）该《决定》包含的授权目的与范围过于宽泛，不符合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属于典型的空白授权条款，事实上赋予了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过大的税收立法权——自然，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征税事项，其后果必然是税越来越重。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以及依法治国实践的推进，限制国家征税权力以保护公民财产权、保护市场经济的创新与活力已成为当前紧迫的时代命题。《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到目前为止，《房产税暂行条例》已“暂行”了26年，期间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广泛、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法治”、“人权保障”、公民财产权保护等条款已通过修正案形式入宪，民主法治已蔚然成为时代的潮流，制定法律的条件还不成熟似乎怎么也说不过去。更何况，在2009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废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84年《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这次会议同时还要求国务院尽快将此前依据该授权决定而制定的税收法规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制定相应的法律。因此，从程序上讲，试图回避税收立法程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征收房产税行不通。
三、当下开征房产税的后果分析
首先，借打压房价的理由开征房产税将严重损害政府诚信。近年来，房价高昂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诸多手段打压房价，但政府认定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在于有人投机炒房和开发商哄抬房价，因此数次采取的房价调控政策的重点主要落脚在提高首付、征收交易税、征收土地增值税，甚至采取了合法性受到质疑的“限购令”的方式，[12]但是由于方向错误， 所开的药方只能治标而不治本，最多只是暂时扼制了房价疯涨的势头，离预期的房价下降还有较大的距离。事实上，征收房产税的思路，仍是一种与“限购令”类似的、靠打压需求来迫使商品价格稳定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我国目前的房地产体制下，房产税背后的真实逻辑其实是：政府垄断土地交易一级市场，房产商垄断商品房开发市场，政府以低价夺地，然后以高价拍地，对房地产开发收取名目繁多税费，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 再以抑制高房价为理由开征房产税。笔者认为，寄希望于通过房产税打压房价，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为一个基本的常识，任何与房子交易和持有有关的税收一定会推高房价，房产税一定会体现在租金或房价中由租房者、购房者承担。在当前不明确房产税开征的目的，而且未对目前已经存在的与房地产有关的税费进行清理的情况下贸然开征，征收之后租房价格必然也将水涨船高，届时买不起房的人甚至可能连租也租不起了。 因此，必须警惕那种借公众对高房价深恶痛绝的情绪以及打压房价的呼声，为地方政府开拓一个取之不尽的税源的做法，借民粹思想来趁机征税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一旦无法兑现打压房价的承诺，而公众又切切实实的多了一项沉重的税收负担，最终必将导致民怨沸腾，使政府的信用扫地。
其次，贸然开征房产税将引发有关税负公平的道德风险。公平纳税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它源于税的事物本质，集中体现了税的内在法理与精神，深受古今中外学者的推崇并为当代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明文确立，税负公平原则已成为各国制定税收制度的首要选择。[13]我国开征房产税，必须解决房产税公平纳税的问题。但是，目前我国房地产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光住房的类型就有很多种——单位福利房、公租房、商品房、小产权房、自有宅基地房、集资房、军产权房等等，不一而足，让人眼花缭乱。这些房产的权利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对形形色色权利不平等的房产究竟该如何征税？此外，单从技术方面来讲，征收房产税就面临很多困难：是按人均面积征收还是按套数征收？是针对新增商品房征还是现有存量房均予征收？房子坐落的位置在市中心还是郊区，不管房屋新旧，不管楼层高低，不管配套设施差距是否一视同仁征收？等等，这些都必须由全社会经过充分的讨论达成共识后以立法的形式来确认。但是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提了多年，至今尚且“在技术上做不到”，而在全国范围内要调查每家每户有几套房产、人均占有多少面积以及对每座房产进行估值，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以及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这是一个比官员财产申报更复杂的任务，从逻辑上讲似乎更不可能完成。特别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国情下，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开征房产税，具体操作中房价估值完全有可能会向权势者偏移，权势者定会有逃避房产税的办法，最终房产税极可能沦为落在普通人身上的沉重负担——事实上，翻开任何一部中国赋税史，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不绝于书的。
第三，征收房产税将极大加重普通纳税人的负担。一直以来，“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是有关部门宣称征收房产税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目前所要征收的房产税与西方的房产税实际上并非同一概念。确实，西方国家一般都有房产税这一地方税税种，但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一般以透明的直接税为主体税制结构，房产税是直接税，它直接针对房产而征收，房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土地使用权的增值上，而西方国家的纳税人是拥有房屋土地永久产权的。此外，在西方国家，房产税征收的目的在于为地方居民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其征收与使用均为透明，纳税人有权随时进行查询和监督。我国情况不同于西方，我国是以不透明的间接税为主体税制结构，纳税人负担本已沉重，更何况我国实行特殊的土地国有政策，居民所购买的房产只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期限，房价中已经包含此前开发商为取得该土地开发资格而交纳的巨额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亦即购房者已交过直接税性质的土地租金，再征收房产税无疑属于重复征税，在制度上无法自圆其说。近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已通过房地产手段吸取了巨额的民间财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征税不得侵犯纳税人生存保障，这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政府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房产税未经充分的公开博弈达成整个社会的共识而率尔出台，将有可能会极大的加重普通纳税人的负担，进而动摇社会和谐的基础。此外，由于当前中国实行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个人投资的渠道非常窄、股市的长期低迷与掠夺、长期的通货膨胀造成银行存款实际的负利率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目前在中国实际能够资产保值的财产主要是房产，如果全面普遍地征收房产税，将可能发生动摇全社会资产基础的危险。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贫富悬殊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官员或富人而言，可以或凭借权势逃避征税、或根本不在乎征那点税、或通过房屋出租将房产税转嫁、或干脆“用脚投票”将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出卖转移资金到海外， 但房产税对于已拥有住房的普通人来说则是实实在在的负担。而且，开征房产税势必将增加征税成本，最终这些成本将会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在目前征税与用税均不透明，甚至连公众深恶痛绝、饱受诟病的巨额“三公消费”都无法扼制的财政体制下，征收直接税性质的房产税，将极大的刺激纳税人的“税痛”，纳税人必然产生“我纳税，你享乐”的强烈抵触情绪，并采取各种方式逃避缴纳甚至公然拒绝缴纳，如果强制执行，可能存在诱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风险。
四、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危机之正道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GDP增幅而不断攀升。不过，虽然财政收入总额巨大，但地方政府却普遍出现了财政困境。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遂兴，一些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占了地方财政收入半数甚至更多，形成“房价绑架财政”局面。地方政府强力征地、拆迁遭至了激烈的社会反抗，造成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近期以来，由于“限购令”等房价调控措施的采取，房地产交易萎靡，带来地方政府土地频频流拍，地方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继续维持高房价以保持土地财政格局固然不可取，因为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土地财政本质上是一种掠夺型、不可持续的财政，但是否就必须以房产税来代替，笔者认为结论并非如此简单。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很多体制性缺陷充分暴露出来，出现了政府权力日益扩张、社会不同阶层贫富差距过大、纳税人负担过重、群体性事件频发等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存在着两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其一，几乎每出现一个社会问题，政府首先就会想到用增税来解决，这似乎已形成了政府的思维惯性与解决问题对策的“路径依赖”，而较少顾及民众的负担和税收法定的宪政原则。本质上这是一种行政本位与功利主义思维，它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对社会治理的理性化、法治化建设是极为有害的。其二，与西方国家议员们通常竭力抵制政府开征新税的做法不同的是，近年来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也非常热衷建议开征新税，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角色错位与背离。[14]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由政府来实际掌握征税的权力、决定征税事项，必然是重税的结果，因为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的欲望一定是无止境的。但是，在社会转型各种矛盾尖锐的时期，加税必须格外慎重，因为重税将极有可能压垮社会经济和突破民众的忍耐底线，使社会陷入动乱。笔者认为，解决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当务之急在于推进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改革，通过大规模精减人员来解决长期以来“吃饭财政”所造成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问题，根本之道则在于：
1、重构分税制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1993年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分税制型塑了一个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央地财政关系，中央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财多而事少，地方政府则反之即财少而事多。实践证明分税制缺陷明显，与地方财政普遍捉襟见肘相对的是，近年来国家部委、国有大企业纷纷表现得财大气粗，“天价装修”、为完成预算每年年终突击花钱、以及国有投资企业海外投资失误导致巨额亏损等这类事件经常见诸报端。虽然每年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巨大，但对本质上属于宪政基本问题的财政转移支付事项却至今尚未实现法治化，实践中的随意化、不规范的操作，事实上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催生了“驻京办”、“跑部钱进”等腐败现象。纳税人完全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地方政府没钱，直接原因在于分税制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那为什么不可以进行宪政的意义上的重构？
2、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摆脱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维影响，我国政府是计划投资型政府，奉行的是依靠政府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存在着天生的缺陷：首先，经济学理论以及人类社会长期的实践已充分证实，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必然低于个人支配、利用资源的效率。如果政府征收的税收过重，必然会产生国富民穷的后果，过多的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对社会而言并非幸事，至少降低了全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政治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不同于市场，政府的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必将利用自身的政策制订者的地位产生垄断，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与政府巨额投资相伴随的必然是普遍的低效甚至无效以及贪污、浪费等政府工程病。因此，宪政主义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有限的，社会和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动用税款来解决。因此，在法治社会中，政府正确的角色定位不是赤膊上阵与民争利，而是提供包括公平的市场交易规则、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等在内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促进市场的发展，培植税基，通过法定的税收来源源不断获得财政收入。
3、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实现财政的民主化。现代税收的法理基础是税收契约论，税收被理解为收入和支出的混合体，税收的用途必须严格限定在为社会共同体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上，“如果在赋税收入的使用上没有任何限制，这种收入就与政府中决策制定者的个人所得毫无二致”，[15] 而Wicksell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是期望政府利用税收来提供财货与劳务，以取得一些利益；在制宪前或制宪后没有一个人愿意付税”。[16]事实上，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涉税的事项均由纳税人来决定，奉行“以支定收”，即每个年度都由议会来具体讨论钱花在哪里、怎么花、花多少之后，再决定征多少税。纳税人纳税后，依法享有公共物品请求权与使用权，以及对税收收支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将税收理解成权力关系，在财政理论方面奉行的是国家分配论，我国各级政府实际上是“以收定支”，收多少花多少，甚至以多征税作为业绩炫耀，而税款花在哪里则根本无需向纳税人汇报。当前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民主法治意识高涨，公众已普遍意识到政府的税收来自于纳税人的财产，是纳税人供养了政府而非相反，基于每个人的自身体验，公众并不相信政府组成人员是什么“道德超人”，已不再满足于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仅仅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宣传层面，要求重大的涉税事项必须由广大纳税人来决定，并通过具体化、可操作的法律程序来保障，而不能靠“党性自觉”或“政府父爱主义”式的施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应当大力进行预算的民主化与公共化改革，进而推动公共财政的完善，真正的实现人大代表对征税与用税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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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转引自.蓝元骏.熊彼特租税国思想与现代宪政国家[D].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75.


本文已发表在《地方财政研究》2013年第7期，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谢谢！

单位受贿罪视域下的版面费行为——兼对《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文之回应

刘长秋 程杰


摘 要：站在刑法的立场上，法益就是为法律所保护而被犯罪所侵害的利益。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一种复合型的法益，它包含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管理正常活动和这些主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这些主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以法益论为分析的视角，版面费行为侵害了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构成单位受贿罪，认为版面费行为未侵害单位受贿罪法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刑法谦抑的品性并不排斥刑法对版面费行为的介入，而立足于犯罪应防论的立场上，刑法介入对版面费行为的规范是防范和应对相关犯罪发生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版面费；单位受贿罪；法益；刑法介入


　　学术期刊办刊收费，通常又被称为版面费行为，是伴随着我国学术产业化的风潮而于近年来在国内学术期刊界逐渐刮起的一股学术歪风。步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对学术发展的日渐重视以及我国科学研究地位的相应提高，我国学术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开始从事办刊收费的非法活动。为此，本文第一作者先后撰文十余篇，对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并首先公开提出了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 参见刘长秋：《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载《山西审判》2006年第10期。] 对此，学术界有学者表示了赞同，并对此观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证。[ 参见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新华文摘》2007年第14期。] 但也有学者则对此表示了异议，[ 参见欧阳爱辉、谢威娜：《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1期。] 并以《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以下简称《版文》）为题进行了不乏细致的论证。《版文》以法益论为视角，认为版面费行为并没有侵害到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因而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在版面费的歪风越刮越甚，已经生长为一个“学术毒瘤”，但却少有学者对此真正予以关注的情势下，《版文》作为一篇商榷之作，能对笔者提出的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进行质疑，无疑能够一定程度上吸引部分学者及相应主管部门对该问题予以关注和重视，从而有助于我国版面费的治理及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而且，《版文》选择以法益论为视角来分析版面费行为是否构成单位受贿罪的问题，在研究思路上也不乏创新。然而，通读《版文》之后，我们认为，《版文》关于版面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论证不仅十分牵强，而且漏洞百出。为此，本文将从分析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为突破口，就《版文》中的观点逐一进行回应；并拟以此文为契机，对刑法介入版面费问题的必要性进行浅析，以在求教于方家的同时，促使学界进一步关注版面费问题。

一、法益论下的单位受贿罪

　　法益理论是源于德国的一种探讨犯罪本质的理论。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法益就是合法的利益。[ [德]李斯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立足于刑法的立场上，“法益就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利益之中必须由刑罚保护的（即得到所谓法的要保护性认可的) 存在”；[ [日]?哲夫：《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换言之，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 [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法益论是立足于评价结果的无价值来评价行为违法性的一种重要理论。以法益论为分析的基点，评价一个行为是否违法并进而构成犯罪的前提性条件，是看这一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律所保护的某一特定的法益。如果相应的法益没有受到侵害或者威胁，则客观上就不存在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从法益的角度来评价一个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进而构成犯罪，较之我国刑法理论通过“社会危害性”来评价的模式，具有相对比较直观并且可操作性的优点。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利益”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在评价具体行为而确定这一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侵害或者威胁了什么法益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很多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法益理论一直存在着形式化有余而实质内涵不足的根本缺陷, 以至在其发祥地德国也长期争议不止。”[ [德]冈特· 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 库伦著：《刑法总论—犯罪论》，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5页。] 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就是其中一例。
　　单位受贿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正案明文确立的、以单位这一特殊主体为犯罪主体的一种贿赂型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87条之规定，所谓单位受贿罪，就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情节严重的行为。”[ 金瑞锋、周杰：《论单位受贿罪》，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5期。] 作为一项为我国1997年刑法修正案所明文确立的一项新罪名，单位受贿罪在我国一直广受关注，在不少论著中都被加以重点研究。在法益论被引入我国刑法理论界之前，国内有关单位受贿罪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分析这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主的，并侧重于对该罪客体亦即该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探讨。而法益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引入则使得相关探讨的侧重点由该罪的客体逐渐转向该罪所保护法益。由于单位受贿罪本身的复杂性，在有关该罪所保护的法益上，学者们存在很大争议。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或职能活动。[ 李明：《论单位受贿罪》，载《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 这是我国刑法学界以前的通说，但这一观点的不足是十分明显的，即所谓的“正常管理活动”范围较大，不易界定，在实务中不具有操作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或者说是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 周力、秦四锋：《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认定与处罚》，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5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肖扬主编：《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2页。] 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单位受贿罪所保护法益的内涵，但又都失之偏颇。实际上，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作为法定机关或团体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一种职务便利行为，所保护的应当是一个复合型的法益，在这一法益中，既包括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管理正常活动，也包括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还包括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或者说相应的经济权益。而《版文》有关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显然也是从分析版面费行为对单位受贿罪所保护法益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来进行的。

二、对《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文的回应

　　《版文》认为，单位受贿罪的法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即这些单位正常情况下遵照国家法律和各类规章履行自身职能之一切活动；其二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亦即此类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能被收买性和普通人对其道德操守之高度信赖感；其三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而就版面费行为而言，这类行为实际上并没有侵害到上述三个方面的法益。[ 参见欧阳爱辉、谢威娜：《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1期。] 但笔者以为，《版文》的分析牵强之至，漏洞百出，而以《版文》的分析思路来加以论证，则我们恰恰能够得出版面费行为侵害了单位受贿罪法益的结论。具体来说：
　　首先，我们认为，版面费行为侵害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之一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版文》认为，版面费并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因为“对绝大多数学术刊物而言，并非只要作者缴纳了一定费用就能够发表自己的论文，因为学术期刊都建立了较严格的评审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便作者交费也必须要使自己的文章符合刊物的发表要求才行。这一点与单位受贿罪明显不同”（以下引文除非特别注明，均引自《版文》）。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一点与单位受贿罪并无二致。在单位受贿罪中，单位之所以能够“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于根据单位正常管理活动程序，[ 这里的正常管理活动程序只能是合法的管理活动程序，而不是非法的管理活动程序。] 对方无法从中获益，只得求助于暗地里的行贿行为来加以解决。而版面费的收取尽管客观上也存在受制于学术期刊的评审体制而并非所有文章只要交费就能发表的情况，但相比于学术论文正常的发表程序而言，版面费的存在为达不到相应发表要求的文章开了“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 [ 这里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完全达不到发表要求的文章通过交纳版面费得到了发表，其二是达到了普通学术论文的发表要求但却达不到一定级别的刊物（如所谓的“核心”刊物、CSSCI刊物、省级刊物、国家级刊物等）特别规定的发表要求的文章通过交纳版面费得以在在相应的刊物上发表。] 而且版面费作为办刊单位“索取、非法收受”的作者钱财，本身就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是为我国现行立法明文禁止收取的费用；[ 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明确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该规定是学术期刊办刊收费违法性所在的明文法律依据。值得指出的是，《版文》认为上述规不宜被认定为版面费侵害相关单位正常活动的法律依据，因为该条例所指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而并非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在这里，我们承认并欣赏《版文》作者的丰富想象力与曲解力，但却不认同其说法。事实上，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的禁止性规定并未区分大众化营利性的出版物与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换言之，《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是指所有图书、期刊、报纸的书号、刊号或版号、版面费，而绝非如《版文》所指出的“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并非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否则，《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完全可以规定为“大众化营利性出版物的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所以，所谓《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所指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而并非纯理论性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之说法，纯粹就是《版文》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是对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的曲解。] 换言之，办刊单位收取版面费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既然收取版面费是一种违法行为，则《版文》所谓的“版面费行为只不过是一种相关单位秉公办理的正常管理活动”一说就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无稽之谈！ 以此为基点，版面费的存在实际上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 非此，现行《出版管理条例》也不会明文禁止版面费。] 侵害了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
　　其次，版面费行为侵害了作为单位受贿罪另一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版文》指出，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该文认为，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体包括此类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被收买性和普通人对其道德操守之高度信任感两个方面。因此，《版文》相应地从两个方面对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首先，版面费行为并未侵害到相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为“职务行为的可收买性往往是指他人在正常情况下很难获得某种利益，而相关部门和人员趁机索取、非法收受当事人的财物，并滥用职权来对其大开方便之门。”“而版面费行为在逻辑上就不大可能侵害到相关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能被收买性”，因为绝大多数实施版面费行为的学术刊物并非只要作者缴纳一定费用就可以发表作者的投稿，而是依然要通过较严格的评审机制的评审。所以，“版面费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刊物办刊费用的适当转移——对于经费紧张的学术刊物，为了能够生存延续下去，特将部分出版、印刷成本及编辑、专家审稿等费用转移到作者身上。”但事实上，版面费作为学术刊物为发表作者文章而向其索取的现金费用，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刊物职权的不可收买性。因为在目前我国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下，论文的发表与否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作者的社会地位（在学界的影响、能否顺利获得学位或评上职称等）以及物质利益（科研奖励或获得学位、评上职称后可能得到的各种物质性收入等），而学术刊物与要求发表论文者之间僧多粥少的现实使得很多作者通过正常的稿件评价机制无法获得（至少是在一定的时限内无法获得）论文发表机会，以致很难得到相关的利益。学术刊物恰恰是看到这一点才打起了办刊收费的如意算盘，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因此，版面费行为的实质是学术刊物对其职务行为的出卖，而非办刊费用的转移。[ 假如我们认同《版文》所说的“版面费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刊物办刊费用的适当转移”这样一种说法，则我们必然也将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单位受贿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办公费用或生活成本的适当转移。而这显然是荒谬的。] 其次，文章认为，“版面费行为也未侵害到普通人对相关单位道德操守之高度信任感”。但实际上，版面费行为不但严重侵害到了普通人对学术刊物乃至其编辑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就连作为非普通人的学术刊物编辑们对学术刊物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也一并侵害了。从国内近年来有关版面费的争论来看，除了少数收费刊物的编辑们以及极个别不明事理或别有用心的学者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式的为版面费进行辩护之外，[ 所谓不明事理主要是指某些学者在谈及版面费时一味强调西方国家也有收取版面费的先例，而丝毫不考虑我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外不同的学术期刊运做机制；所谓别有用心则是指在目前国内学界对版面费一片喊打，而收费刊物又急需要有人（尤其是非编辑身份）的人站出来为版面费“喊冤”，以便更好地为其收费行为辩护，因而特别“优待”含有支持版面费观点的文章的情势下，个别学者为了发表文章的便利而投收费刊物之所好，违心地发表一些支持版面费的文章。] 绝大多数学者都对版面费行为给予了严厉批判，很多学术刊物和报纸的编辑甚至也对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做法忧虑重重，认为该举亵渎了学术的尊严，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 参见金霄：《一个编辑眼里的版面费问题》，载《光明日报》2005年2月3日；田国磊：《学术期刊不能借版面费敛财》，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2日。] 这实际上足以表明，版面费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到了人们对学术刊物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
　　再次，版面费也侵害到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依法享有并领受稿酬是我国1999年发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中明文赋予作者的一项基本经济权利，也是学术期刊在看法作者文章时依法应尽的一项基本义务。在学术期刊正常履行其职务亦即登文付酬的情况下，学术期刊显然不会侵害到任何人（尤其是作者）的经济权益。但版面费行为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使得学术期刊与作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颠倒，作者不但无法再实现其稿费权，反而因此支付给学术期刊发表费。这显然侵害了作者的经济利益。《版文》认为，“版面费缴纳并非一个作者受强迫要挟的过程，作者不缴纳费用也不一定会导致其学术成果得不到发表。”因为“在学术界, 除了有很多因经费困难等原因不得不收取版面费的刊物外, 免收版面费甚至向作者支付较高报酬自身经费充足的刊物亦比比皆是。……所以，作者完全有能力选择那些不需要他们付出任何经济权益的学术刊物。这和受贿罪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受贿罪中，行贿人除了向拥有职权者行贿外，借助正当渠道获得自己所需利益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这样一来，版面费行为就谈不上对各类经济权益的侵害。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版面费缴纳实际上就是一个要挟作者的过程，因为假如作者不缴纳版面费，则该学术期刊就不会发表其学术成果；在这里，收费刊物实际上是以拒绝发表作者的学术成果相要挟要求作者缴纳版面费的。尽管客观上也存在很多无需缴纳版面费也可以发表其成果的学术期刊，但作者既然“自愿”缴纳版面费，则说明其除了缴纳版面费之外，已别无其他途径来发表其成果，或者能够通过其他途径来发表其成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同时也都是“经济人”，亦即“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人”。作为“经济人”，作者是有其自身利益权衡的，在能够以较小成本甚至无成本而取得收益的情况下，作为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他，不可能会放弃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不缴纳版面费甚至还有稿费）的方式来实现其收益（发表文章），而选择以付出较大成本的方式（即缴纳版面费）来实现其这一收益。以此来加以分析，版面费绝对不是所谓学术期刊与作者相互之间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与受贿行为一样，是一个要挟与被要挟的过程。版面费行为实际上严重侵害了作者的经济权益。不仅如此，版面费行为还构成了对除作者之外的其他人的经济权益的侵害。因为在目前国内的学术评价体制下，作者通过缴纳版面费发表的文章可以为其带来包括职称、学位、科研奖励等在内的很多现实利益，而在学术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这对于那些只能通过正常途径发表文章才能获得以上利益以及因为不愿缴纳版面费而未能发表文章以致得不到以上利益的人来说，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就此而言，版面费实际上已经侵害到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版文》在论证“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这一观点时，对国外一些做法进行了考察，并认为，“即便在贪污贿赂立法极其完备、人们私权保护意识普遍高涨的美国，版面费行为也是学术界常见现象。……这至少说明了，在法律完备、私人权益非常受重视的发达国家，版面费行为仍未被视作对各类经济权益之侵害。”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轻率的、不堪一驳的结论。理由在于，犯罪作为国家和社会对相关反社会行为的一种评价，是受各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伦理、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的。而这一点决定了对任何反社会行为之犯罪性的考察都必须立足于该行为所处的特定国家或地区以及该行为所处的特定时代。[ 例如，在2001年荷兰通过安乐死的法案之前，医生为他人执行安乐死的行为在荷兰是被作为犯罪来处理的，而在此之后则合法化；而同样的行为在我国就构成犯罪——无论是在2001年之前还是此之后。 ] 否则，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而《版文》就恰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实际上，国内刊物与国外刊物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于，几乎所有的国内学术刊物都属于“公办刊物”，是由国家主管并由国家出资兴办的；而很多国外刊物却只是“私办刊物”，其资金来源完全是社会化的出资甚至是私人出资。这一点注定了同样是即便同样是作为卖版收费的版面费行为，在我国所应当获得的社会评价与其在英美等国家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必然是存在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且，版面费行为在国外未被视作对相关经济权益之侵害，并不意味着其在我国也应当未被视为对相关经济权益的侵害，因为中国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国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伦理道德体系与法律规定，在这种背景下，要正确判断版面费行为在我国是否已构成对相关经济权益之侵害只能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来加以分析，而不能缘木求鱼，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政体及伦理法律文化等均存在较大差异的西方国家去寻找所谓的依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愈发兴起了一股媚外之风。不少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言必称希腊”——只要一谈国内的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就一定会首先想到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找一找，看是否有先例可循，假如侥幸能够在某些国家找到一些先例，就会不断地介绍或吹嘘国外的这种经验如何如何好，而很少认真地去考察一下国外的这种经验被引进或借鉴到我国之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或许正是受了这股歪风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愈发兴起了一股媚外之风。不少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言必称希腊”——只要一谈国内的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就一定会首先想到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找一找，看是否有先例可循，假如侥幸能够在某些国家找到一些先例，就会不断地介绍或吹嘘国外的这种经验如何好，而很少认真地去考察一下国外的这种经验被引进或借鉴到我国之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很多学者在分析我国学术期刊是否应当收取版面费时经常以其他国家的某些刊物也收取版面费来作为论据，其实正是受了这股歪风的影响！] 《版文》以 “在法律完备、私人权益非常受重视的发达国家，版面费行为仍未被视作对各类经济权益之侵害”这样一个结论为基点来推论（在我国）“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显然过于轻率，在论证上是站不脚的！

三、余论：刑法介入规范版面费问题的必要性分析

　　就其品性而言，刑法应当是谦抑的。而所谓的刑法谦抑，就是指“立法者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措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但很显然，刑法谦抑只意味着刑法对相关的反社会行为应当宽容而绝不意味着对那些犯罪行为的纵容，刑法谦抑并不排斥刑事立法者及时将那些已经侵害了特定法益而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反社会行为入罪化。相反，在某种反社会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某种特定法益而其对社会的危害也已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外时，刑法不但应当介入对该种反社会行为的规范，而且应当尽早介入对这种行为的规范。这是防范乃至避免各种反社会行为对社会造成过分危害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就版面费行为而言，我们之所以主张刑法介入对这类行为的规范，对其追究单位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其原因在于“这种做法对学术期刊本身而言，是自毁名誉、败坏学风，走了一条腐败堕落的道路；对学术界而言，是一种滋长权、钱、学交易之风，玷污学术殿堂，危害学者人格，影响我国术的健康发展。”[ 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载《法学》2007年第4期。]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客观上也侵害到了单位受贿罪的法益，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受到刑罚打击的行为。
　　此外，从犯罪应防的角度来看，刑法介入对版面费行为的规范也是防范和应对相关犯罪的内在需要。犯罪应防理论认为，犯罪防范与应对是由从内到外的四个层面组成的：第一个层面是道德应防层面，即通过道德手段对犯罪加以防范和惩治，这是应对与防范犯罪最里面的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和行政应防层面，即依靠经济与行政手段应防犯罪；第三个层面是一般法律应防层面，由一般的部门法等要素组成；最后一个层面才是刑法应防层面，即通过刑罚的强力威慑来防范和惩治犯罪。[ 刘长秋著：《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从上述四个层面的关系来看，刑法是应对和防范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说，刑法只有在包括伦理道德手段、一般法律手段等在内的其他手段的运用都无法防范和应对犯罪的发生时才可以介入对相关行为的规范。而在版面费的问题上，我国早在2000年12月就已经专门出台了《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新出图〔2000〕1699号），并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向作者（单位或个人）收费约稿；不得要求作者个人出钱资助出书，不得要求供稿单位或作者个人包销图书，不得以图书抵充稿费，不得收取‘认刊费’或要求作者购买与‘认刊费’同等价值的图书。”而为了进一步防止学术期刊从事办刊收费的行为，我国2002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也明确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换言之，版面费作为学术期刊编辑部因出卖或出租其刊物版面为作者刊发学术性论文或文章而向作者收取的费用，是依法为我国《出版管理条例》所明文禁止和打击的。这就是说，对于版面费行为，我国已经在过去仅依赖伦理道德手段加以防范的基础上，逐步动用行政手段（新出图〔2000〕1699号的出台显然就是我国运用行政手段应对版面费的显影）与一般法律（即《出版管理条例》）。但结果如何呢？版面费行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于近年来呈现出了一股越发蔓延的态势。这实际上已经从某个侧面向我们表明，对于规范版面费这种行为而言，仅仅依赖伦理道德手段、行政手段和一般法律手段已经远无法奏效。在这种情势下，刑法介入对版面费的规范，并利用刑罚的威力来打击版面费行为，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版面费乃至整个学术腐败的一剂不可或缺的“猛药”。而从版面费行为的特征以及我国刑法关于单位受贿罪主客观要件的规定来看，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实际上完全符合单位受贿罪的构成特征，对这类行为，应当定以单位受贿罪。[ 关于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具体论证，可参见关于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具体论证，可参见刘长秋：《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载《山西审判》2006年第10期；或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载《法学》2007年第4期。]
　　诚然，版面费的产生及其日益蔓延，与我国现行的、极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着一定的关系。现行科研评价体制中存在许多诸如要求以在相应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作为硕士生或博士生获取学位论文的前提或科研人员职称晋升的条件等不合理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存在为版面费的出现提供了市场，并刺激了版面费的蔓延。[ 我们认为，现行科研评价体制是引生版面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有如何之不合理，它都不足以成为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理由。] 就此而言，对版面费乃至我国整个学术腐败的治理，离不开我国科研评价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将刑法作为治理版面费乃至学术腐败的对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很显然，在我们暂时还无法找到其他更优方案来替代刑罚方案或其他方案都还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刑罚方案实际上也就是最佳方案！

本文为笔者“反版面费系列文章之十二”，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2期。


刘长秋 程杰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