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则案例：甲乙双方约定，由甲将依法取得采矿权的煤矿转让给乙方，乙方先行付款一半给甲方，甲方即将煤矿交于乙方，乙方不得擅自开采，但可进行相关的整改以达到转让的条件；乙方协助甲方办理转让手续，另一半价款待审批机关审批后交付。合同订立后，甲乙双方按约部分履行，在准备申报转让期间，乙方投资进行整改，后甲方因见煤炭行情上涨而反悔，不予协助办理有关转让手续，既不提供相关资料，也不提出转让申请。乙方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甲方按约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煤矿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已成立，但因该合同涉及采矿权的转让，需经相关行政机关的审批，合同方产生法律效力，故尚未生效。甲方违约，应承担法律责任。判决由甲方继续履行合同。判决生效后，甲方仍不履行义务，虽经法院强制执行，甲方拒不提出转让申请。法院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但行政机关认为须有甲方的转让申请才予受理。法院对此案的执行陷入困境。

在此种情况下，解决的思路有三，其一是法院可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以该行为代替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启动行政审批程序。这种方案需要法院与行政机关形成共识，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协调与衔接。但审批许可行为作出的前提是依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不申请能否启动行政审批程序，并无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法律无规定或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不启动该审批程序。其二是由当事人提出行政诉讼。此种方案最终取决于当事人的主张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如行政机关胜诉，前述民事判决的执行仍陷于被动。其三是终结民事判决的执行，由当事人作为新的事由另行起诉，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方式解决纠纷。但此种方案在司法实践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已经部分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如果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已不可能，则纠纷最终可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我国物权法第三编用益物权第十章的一般规定中对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以及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等权利类型予以明确。从所规定的内容看，并未创设新的权利类型，基本上都是对已有的如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中规定的权利类型的重申。物权法上所规定的这些特许权利的内容并不明确，其法律适用原则也较为模糊。司法实践中，往往涉及司法权的行使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新矛盾和纠纷。鉴于此，笔者针对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特许物权设立、变动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那么，特许物权是否涉及到登记的问题呢？就一般意义而言，特许物权属于不动产物权，似乎应适用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制度。但是，特许物权作为准物权，具有附属于行政权力的特征，首先应适用相应的行政法规，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注意的是其不得按照物权法所规定的一般（普通）物权变动的规则取得和转移的原则。如采矿权的取得和转让，根据我国矿藏资源法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实行行政审批许可制度，经法定程序予以批准的，颁发许可证书，并办理登记。这里的登记与我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制度呈现出差别，如与房屋产权登记意义和性质就不一样；又如涉及取水权的规范主要涉及有水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取水许可申请审批程序规定、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办法等，均具有行政许可性质，不是一般的登记行为就可以代替得了的。

正是由于特许物权呈现出较强行政权力的特点，决定了司法行为的有限性和被动性。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从物权变动发生的原因看，此条是对基于法律规定、法院判决、公用征收、继承以及事实行为等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的特别规定。那么，特许物权能否因为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而产生变动呢？

一般认为，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于法院作出的形成判决。所谓形成判决，是指变更或者消灭当事人之间原来存在的没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判决，如分割共有财产的判决。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以及各种命令、通知等，都不能直接引起物权的变动。而针对特许物权，法院尚不能作出形成判决引起物权变动的效力。同时，有学者认为调解书虽然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但就物权变动事项所作的调解，尚无与形成判决同一的形成力。因此，双方当事人就特许物权如采矿权转让的调解协议，是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力的，更何况还存在一个行政审批程序。法院制作的裁定通常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但从司法实践看，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裁定主要是执行程序中对不动产和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拍卖时所作的拍卖成交裁定和以物抵债裁定。

对于特许物权，诸如采矿权等能否通过强制执行程序予以拍卖，相关特别法并无专门规定，但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似可以对依法取得的采矿权予以拍卖，能否当然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尚存在疑问。因不动产物权非由于法律行为而变动者，迳生效力，乃是原则，但法律规定仍须登记者，则属例外。因许可开发海埔地者，开发人需依法申办所有权登记后，方能取得所有权，可见亦不能一概而论。由于特许物权的特殊性，应属例外，或可通过优先适用特别法而排除此规定的适用，但由此亦生出相应的问题，如果法院所作出的裁定不能当然产生特许物权变动的效力，则一旦相应的行政审批机关不予许可登记，受让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只有在两者能够协调保持一致，即经法院依法拍卖的特许物权，虽不能当然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审批机关予以认可并登记，则效力自登记时产生，即可圆满。由于现行法律缺乏明确规定，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撞不可避免，故对特许物权的执行必须协调二者之间内在的冲突和矛盾。

二、特许物权转让合同效力及履行的法律适用问题

特许物权转让依特别法的规定，但其转让仍系以当事人双方合意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此乃行政审批许可的基础。转让行为本身尚需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成立生效的一般要件，其特殊要件系特别法所规定，在因转让行为所生争议进入司法程序后，法院应对其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进行审查，如果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依法宣布无效。如果经审查合同已成立，但因需有关行政许可机关的审批，因此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不能认定合同已生效，应认定为系已成立未生效的合同。

法院对于当事人所签订的特许物权的转让合同，如果依法认定为合同成立但尚未生效，能否判决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继续履行合同？若这种判决一旦作出，其履行需要当事人的配合和相关行政机关对转让行为的审批许可方完成。在当事人拒不履行的情况下，由于该执行标的系行为，难以强制履行，若行政许可机关以当事人没有申请为由不予审批或不予批准转让，此时法院的判决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法院不能因此强制行政审批机关作出许可登记，否则涉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当干预。在此种情况下，允许替代执行，即由相对人申请自行办理手续并由转让人承担相关费用。但前提是，需修订诉讼法规定此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受理或协助受理审批申请并启动审批程序，法院有权力发出协助通知书并要求行政机关协助。行政机关受理相对人申请启动行政审批程序后，仍应按特别法之规定进行实质审查。在法律未修订前，尚无此法定义务来源，可寻求约定义务约束，即由最高审判机关与相关行政机关进行协调会商，达成共识并联合出台规范性文件规定。就此，相关行政机关可受理相对人申请或法院协助通知启动受理及审批程序。法院在作出支持上述双方或单方报批请求的决定后，应在指定期限内中止合同效力纠纷案件的审理，并在恢复审理后依据有关行政部门的审批结论作出相应的裁判。如此，司法权与行政权各司其职，互不越界，通过两权协同破解执行难题。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如何处理埋藏物的探讨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马美英

埋藏物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不具有重要地位，但埋藏物的归属仍然是法律中一个重要课题，埋藏物的发现也是各国物权法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其中，许多国家的规定相当典型或相当有特色。《法国民法典》对发现埋藏物规定于该法第716条第2款规定：“一切埋藏或隐藏的物品，任何人不能证明其所有权，且发现纯为偶然者，埋藏物”法国民法采取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主义。即在自己土地上发现的埋藏物归自己所有;在他人土地上发现的埋藏物，一半属于发现人，一半属于土地所有权人。而《德国民法典》将发现埋藏物在第984条规定，埋藏物以隐藏于他物中经过较长时期为成立要件，未经过较长的时期的不构成埋藏物构成发现埋藏物，不仅仅要求找到埋藏物。在发现埋藏物的效力上采取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主义，埋藏物一半属于发现人，一半属于包藏物的所有人。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对上缴单位或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3条规定：“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可能归其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我国《特权法》第114条规定：“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113条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可见，我国采取的是公有主义的立法例，发现人不得取得所有权，只可能受到一定的表扬或物质鼓励。

一、埋藏物

埋藏物是成就发现埋藏物的条件之一，所谓发现埋藏物是指隐藏于他物之中，而其所有人不明的动产。通说认为，埋藏物具备三个特点：其一，埋藏物应为动产。埋藏物公限于动产，如金银财宝、珍奇古玩等。古代房屋或城市因地震、火山、泥石流等事变被埋没于地下，已成为土地的一部分，不构成埋藏物。其二，埋藏物应为埋藏的物。所谓埋藏，是指包藏于他物之中，难以从外部目睹的状态。包藏物一般为土地，但不一定限于土地，建筑物或动产均可以为包藏物，如将古玩字画藏在墙壁中，将珠宝藏在电脑的机箱中，至于埋藏的原因，究竟是由于人为的事实还是自然事件，则在所不问。另外，德国民法、瑞士民法都要求埋藏物以经过长时间的埋藏为必要。我们认为，认定埋藏物主要应依据其是否处于“埋藏”状态，至于埋藏的时间长短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况且，如何认定“长久”也相当困难，因此埋藏物不以长时间埋藏为必要。其三，埋藏物的所有人不明。所谓所有人不明，是指埋藏物并非无主物，但不知属于何人。如果根本没有所有人，应当适用无主物先占的规定;如果有明确的所有人，则应适用拾得遗失物的规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均不属于埋藏物。至于如何判断“所有人不明”，则应“就物的性质、埋藏的状态、埋藏的时日等客观情形加以认定”，而并非以发现人的主观认识为判断标准。从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对于认定所有人不明是否应经过特别的程序，存在不同的立法例：德国、瑞士等多数（转载自文秘家园http://www.wmjy.net.cn，请保留此标记。）国家并未认定埋藏物的所有人不明应当经过特别的程序，而日本民法规定，应当以遗失物法的规定进行为期6个月的公告以确定是否属于所有人不明的情况。我们认为，为了充分保护真正权利人的利益，避免以后出现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日本的立法较为可取。由于埋藏物不以埋藏于地下为限，故易与遗失物混淆，而且遗失物若埋藏于他物之中且不知所有人为谁的，则成为埋藏物;埋藏物若因某些原因暴露于外部的，则成为遗失物。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其一，失主丧失对遗失物的占有不是基于自己的意思，否则可能构成抛弃;而将物品埋藏多出于埋藏人的本意。其二，遗失物不以隐藏于他物中为必要，即使遗失在繁华的闹市，很容易被发现，也可构成遗失物;而埋藏物必定是包藏于他物之中，难以被人发现，否则不称其为埋藏物。其三，遗失物不必处于所有人不明的状态，即使确切地知道谁是其所有人，仍不影响物品属于遗失物的性质;而埋藏物必然处于不知所有人为谁的状态，否则不构成埋藏物。

二、发现

发现是成就发现埋藏物的条件之一所谓发现，是指认识到埋藏物的所在。在先占、拾得遗失物一样，发现埋藏物为事实行为，不以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为必要。埋藏物的发现可以指示他人进行，例如雇佣工人挖掘宝藏，应以雇主为发现人;但发现埋藏非基于指示或非属于职务范围的，应以实际发现人为埋藏物的发现人，如雇佣工人掘地建房，工人发现了珠宝，则应以该 工人为发现人。在实践中，还有下列问题存有疑问：

第一，发现是否限于偶然发现？对此有两种立法例。罗马法、法国民法和意大利民法均认为，发现限于偶然发现，出于预定计划的发现不构成发现埋藏物。法律设置埋藏物发现制度，并规定发现人可以获取一定的利益，除了确定物的归属外，还在于实现物尽其用，这是因为如果物品长期埋藏于地下，不被人所知，则根本谈不上加以利用。某人由于一定的原因获知了埋藏物的所在，制定计划，加以发掘，不公不应被制止，反而应给予鼓励。至于在他人的土地上有计划的实施发现行为，构成了侵权，则可以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加以解决，并不影响发现埋藏物的性质。

第二，发现埋藏物是否以占有为必要？对此也有两种立法例。法国、瑞士、日本民法均仅以发现埋藏物为要件，“与拾得不同，无须取得占有”。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则规定，不仅应当认识物之所在，而且应当取得对物的占有。如《德国民法典》第984条规定：“发现埋藏物而不能查明其所有人的物，并因发现而占有该物时，其所有权权一半属于发现人，另一半归属于包藏物的所有人。”“发现埋藏物”重在发现以前不被人所知的财产，而不是重在占有。即使承认肯定说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多认为发现埋藏物与拾得遗失物不同，前者重在发现，后者重在占有，并且认为若甲发现了埋藏物，而被乙抢先占有的，仍然以甲为埋藏物的发现人，取得法律规定的权益，乙则构成非法占有。

三、效力

发现埋藏物的效力主要是埋藏物的归属问题。前已述及，大多数国家采取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主义，瑞士采取报酬主义，而我国采取公有主义。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发现埋藏物，应适用关于拾得遗失物的规定处理，即无人认领的埋藏物，归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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