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人 参 加 仲 裁 程 序 初 探

奚玮1 邓兴广2
（1、安徽师范大学法律系，安徽芜湖 241000；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杭州310007 ）


摘要：我国的仲裁立法对仲裁程序中可否存在第三人未作明确规定，法学理论界对此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仲裁实践中也是各行其是，从而破坏了法制的统一。一概无条件地允许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或一律不加区分地禁止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的观点和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应当有条件地允许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
关键词：仲裁；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仲裁作为一种非诉讼的解决民商事争议的方式，是指当事人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将发生争议的事项，经由一定机构以第三者身份居中作出裁决，从而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现代社会，以仲裁方式解决民商事争议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且备受欢迎。仲裁既不同于协商、民间调解等非具法律效力的争议解决方式，也与诉讼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就其本质而言，仲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行为，也非行政行为，而是一种“准司法”行为。在仲裁这种解决方式中包含了契约性因素和司法性因素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1] 基于契约性因素，仲裁手段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有着诉讼无法比拟的灵活、快捷、经济等优点；而基于司法性因素，又使得仲裁裁决具有与诉讼判决相同的法律约束力。其中，仲裁所包含的契约性因素是其区别于诉讼的根本性特征之一，仲裁基于当事人完全独立的意思自治，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是仲裁程序发生的前提条件。对于仲裁，当事人享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和程序自主权。当事人对于是否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以及仲裁机构的选定，裁决过程中的有关程序事项诸如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审理的方式和开庭形式等均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愿，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予以强迫。仲裁的契约性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应是当事人通过达成书面协议的方式自愿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解决。因为这既是仲裁机构取得仲裁权受理案件的前提，也是当事人放弃诉权、排除法院管辖的依据，并与各国所实行的或裁或审的制度相协调一致。没有体现当事人共同意愿的仲裁协议，任何一方仅凭自己的单方面意愿都不能将争议提交仲裁，仲裁机构也无权就该争议作出裁决。“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整个仲裁制度的起点和基础。”[2]
仲裁程序中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是基于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而参加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他们都是基于签订的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书面仲裁协议而实现其以仲裁方式解决权益争执的意愿。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对仲裁当事人的争议标的提出部分或全部的独立请求，并申请参加仲裁的第三人或者对仲裁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标的没有独立的实体权利，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参加或由一方当事人要求仲裁庭追加的第三人，仲裁庭可否允许其参加当事人之间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也就是说，仲裁程序中可否存在第三人。对此我国的仲裁立法未加以明确规定 ，从而导致了仲裁实践中的做法不一。法学理论界对于仲裁程序中的第三人问题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为便于查明案件全部事实，彻底解决纠纷，并避免由于把两个相关联的仲裁请求分开审理而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决的情况发生，仲裁庭有权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追加第三人或接受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的请求。并将仲裁程序中第三人的概念定义为：对仲裁当事人的争议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参加到仲裁程序中的人。[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仲裁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的，仲裁庭对案件的审理限于当事人同意的范围，仲裁庭有权决定当事人的请求是否成立，但无权追加所谓第三人或接受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的请求[4]。
分析比较上述两种关于仲裁程序第三人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不加区别和限制地允许第三人参加他人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仲裁庭未经当事人或第三人同意就决定追加第三人，便剥夺了当事人的自主权，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往往导致仲裁裁决执行方面的困难，原当事人或第三人可能以未订有仲裁协议为由申请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因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71条之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第二种观点是一律禁止第三人参加他人之间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这又势必影响到纠纷处理的简捷、经济。因为第三人没有参加仲裁程序，仲裁裁决则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裁决生效后认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第三人如果就同一争议事实提起诉讼，就须对已经生效的裁决重新审理，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并且第三人没有参加仲裁程序也不利于仲裁庭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不利于争议得到及时彻底地解决以达到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由此可见，一概无条件地允许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或一律不加区分地禁止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的观点和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从第三人参加民事诉讼的目的来看，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即无论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都涉及到是否将依法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或承担一定的民事义务。仲裁程序中涉及到的第三人，其参加仲裁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如果一概禁止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如前所述将不利于纠纷的简捷、经济解决，不便于查明案件事实，彻底解决纠纷，无益于保护仲裁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可能导致对两个相关联的案件因分开审理而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决的情况发生。再说，仲裁程序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保证迅速、公正地解决争议。既然如此，如果允许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更易于达到这一目的，从根本上说，就可以认为允许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一致的。另外，考察世界各国的仲裁立法，也并非没有规定仲裁程序第三人的立法例。1986年的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45条对仲裁程序中的第三人就有这样的规定：“1、根据与仲裁程序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书面请求，仲裁庭可以允许第三人参加或介入程序，仲裁庭应毫不迟疑地将一份请求发送给当事人；2、声称第三人应予赔偿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将一份通知送达第三人，另一份通知应毫不迟疑地发送给仲裁庭和其他当事人；3、如果第三人根据他与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的书面协议参加仲裁，其参加介入或联合索赔权由仲裁庭听取当事人意见后许可；4、一经准许参加，介入或联合索赔，第三人即成为仲裁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然而由于第三人没有参与订立仲裁协议，没有明确表达将争执的法律关系交由仲裁机构裁决的意愿，虽然该第三人对他人之间争议的仲裁事项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都不应将其直接当然地纳入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没有理由未经当事人和第三人明确同意而直接追加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因为该种做法违背了自愿仲裁原则。没有订立仲裁协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无论其与已开始的仲裁事项有何种关系，在其没有明确表达仲裁意愿及没有取得原仲裁当事人的同意之前，都不能当然成为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即作为仲裁程序中的第三人）。如果仲裁庭在仲裁过程中发现该仲裁事项有涉及到第三人的情形，且确有必要追加第三人参加仲裁，可建议仲裁当事人（指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在自愿基础上共同达成一个仲裁协议，然后有仲裁庭根据该协议一并处理他们之间的争议。在第三人以书面形式申请参加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的情形下，如果本诉当事人（指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未有书面明确表示反对者，则该第三人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因为第三人以书面申请参加他人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说明其自愿接受仲裁管辖，自愿放弃以其他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体现了意思自治。且本诉当事人没有明确的书面异议，可视为他们和第三人之间已达成了一个默示的仲裁协议，共同意愿接受该仲裁庭管辖，共同意愿接受其仲裁裁决约束。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如果只有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书面要求追加其参加仲裁，在该第三人没有书面异议的情况下，则可将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其理由也在于对申请追加不明确表示反对并参加到仲裁程序中来的第三人可视为其与原仲裁当事人已达成了默示的协议。又因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只与其中一方当事人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与另一方当事人比较而言关系不如这样密切，因此只要他同与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达成默示（或书面明示）协议即可参加到已开始的仲裁程序中。同样，如果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书面表示参加仲裁，只要与其有着法律上利害关系的那方当事人不明确表示反对，他即可作为第三人参加到已开始的仲裁程序而享有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如果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不能达成仲裁协议，或者第三人申请参加仲裁程序而本诉当事人书面表示反对，或者本诉当事人要求追加第三人，而该第三人明确表示反对，可以将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另案处理，也即或者由他们在本诉仲裁之外另行达成仲裁协议后申请仲裁，或者通过诉讼程序处理争议事项。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仲裁案件，仲裁庭必须合并审理，一并作出裁决。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仲裁案件，仲裁庭应先解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纠纷，然后再解决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与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但在一般请况下，仲裁庭无须裁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因为仲裁庭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所作出的裁决对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有预决效力，该第三人可以根据仲裁庭的裁决结果判断自己的责任大小并由此作出行为选择。
仲裁程序中的第三人问题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作更深入的探讨，也需要在立法上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使仲裁制度更趋完善。法院对于因涉及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的裁决也因分清情况，区别对待，不可一概予以撤销抑或承认，从而通过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和支持，使仲裁更好地发挥其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的功能。
参考文献：
[1]扬荣新.仲裁理论与实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2-3.
[2]江伟.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现代仲裁法[J].法学杂志，1997,(1).
[3]谭兵.中国仲裁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28
[4]黄进.仲裁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04.



　　一、民间借贷的新特点和立法的缺位与滞后

　　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和跳楼情况引起了公众对民间借贷的关注。央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2010年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开始抬头之时，这一市场的资金存量就已超过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已达到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另有数据显示，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且借贷危机还波及了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区。

　　据2011年一份中国企业家认知调查显示，超四成受访企业使用过民间借贷，五成企业还做过民间借贷债主。

　　当前民间借贷比过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呈现的特点有：一是用途变广，由现在生产经营型借贷取代了过去的生活消费型，正成为中小企业“换血”、“输血”的重要手段之一；二是数额增大，由过去的几百元上千元增加到上百万元和上仟万元甚至上亿元；三是民间借贷主体多元化，最初的民间借贷一般发生在公民之间，现在发展到公民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企业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借贷；四是范围扩大，过去借贷一般只限于左邻右舍或亲朋好友之间，现在发展到跨村组、跨乡镇、跨县、跨地区、甚至是跨省、跨境。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信贷市场，是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的一个补充渠道。但是，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集资、洗钱犯罪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修订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引导和规范。

　　目前，我国尚未就民间借贷颁布专门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对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主要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等法规，这些法规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不系统、不完整、不配套、不协调、不具体、不明确，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日益发展的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监管的需要，民间借贷的立法严重缺位、滞后。

　　事实上，民间借贷立法问题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颇受关注。民建中央在《关于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优化民间借贷环境的提案》中建议，应适时制订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从立法层面来规范民间借贷关系，使民间借贷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据媒体报道，由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起草，建议对民间借贷立法的报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立法建议稿，也于2012年由全国人大代表递交全国“两会”。

　　早在200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刘萍在出席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时透露，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据称,该条例草案规定，在不非法吸收存款、借贷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4倍的前提下，符合自有资金、无不良信用记录等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有望合法注册从事放贷业务。目前，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第五稿已报国务院，该条例也被认为有助于民间金融的规范。

　　二、民间借贷真实案例简介

　　案例一，是否履行借贷合同争议。

　　原告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两笔共48万元及利息，声称原告第一次借给被告款项24万元，期限一年，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第一次借款到期后，被告未偿还，仍然需要再借款，原告同意再借款24万元，并与被告签订了贷款合同，被告也写了24万元的收条，期限也是一年，支付方式为现金；到期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还款付息。被告辩称，第一次借款属实，但是，原告预扣利息5万元，合同及收条虽为24万元，但实际通过转账支付给被告19万元，实际借款只有19万元，并且被告已经归还部分借款，未还借款少于19万元。至于第二笔借款，被告虽然与原告丈夫（第三人）签订了贷款合同，也写了收条，但后来，第三人告诉被告，原告的资金另有用途，不再借给被告了，贷款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被告向第三人索要贷款合同及收条，第三人声称贷款合同及收条已经撕毁作废了，被告轻信朋友，没有再深究，结果上当受骗。第一笔借款案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即解决了争议。但是第二笔借款案的审判却如马拉松般漫长，一审判决被告败诉，被告不服上诉，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仍然判决被告败诉，被告不服再次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和我们的生活经验，原告虽然持有贷款合同及收条，但原告及其认可的实际借款人即第三人所述借款情节，比如签订涉案贷款合同和出具收条的经过、现金交付的经过、现金的票面价值等等，多次冲突，违背生活常识，缺乏合理性。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有实际借款发生的事实，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相应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最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历时近5年，经过两次一二审，庭审十多次，方才尘埃落定。

　　案例二，是否虚假诉讼、虚假调解争议。

　　被告向原告出具300万元的欠条，保证半年归还，如按期归还，不计利息，否则，愿将自有住房进行拍卖还款。结果被告到期未还款，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归还欠款及利息，同时，对被告的房屋进行了诉讼保全。在法庭主持下，原、被告达成调解，被告确认借款事实并同意支付原告欠款及利息，并由法院制作了《民事调解书》，《民事调解书》送达生效后，被告仍未还款，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拍卖了已经保全的被告房屋，正在法院准备划转执行款时，因为被告另一纠纷，执行款被其他法院冻结。同时，被告也开始申诉上访，请求对本案再审，其所称理由为，被告意欲转让涉案房产，但与受让方签订买卖合同后，房屋价格上涨，被告觉得卖亏了，想解除原来的房屋买卖合同，再卖个高价，在此利益驱动下，才与原告虚构了本案借款，其所写的欠条日期是往前倒签一年，并未真正发生过借款事实，而且向法院申请涉案房屋保全的担保金及保全费、案件受理费均是由被告支付。同时，原告还向被告出具了执行款到位后即转给被告的证明，因为被告无法履行与原受让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被法院判决支付违约金及赔偿金近百万元。原告则辩称，被告向原告借款属实，原告是在两个月内分多次以现金方式借给被告的，汇总后由被告出具一张欠条，原告有出借涉案款项的经济实力，也有使用现金交易的习惯，虽然没有直接的现金来源证据，但是有证人可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本案经过一审调解、执行等阶段，被告均未提出异议，不符合再审条件。被告多次申请再审、申请抗诉，最后经过上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并撤销一审民事调解书，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该案历时近5年，至今仍未结束。

　　三、民间借贷立法和司法中应关注的问题

　　根据以上案例分析，结合民间借贷实际情况，在民间借贷的立法及司法中，除了要体现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取销对借贷主体的限制、取销对最高利率的限制、设立专门管理或咨询机构对民间借贷加强监管、规范经营的呼声外，还应当关注以下几个具体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对民间借贷的支付方式进行明确限制和规范，以转账支付为原则，以现金支付为例外。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支付方式，既可以转账支付，也可以现金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发现有虚假诉讼嫌疑的，要及时依职权或者提请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事实真相。”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现金交付的借贷，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债务人对款项交付提出合理异议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应当根据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诸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和庭审言辞辩论情况以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必要时，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对金额较小的现金交付，出借人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视为债权人已经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可以认定借贷事实存在。对于金额大小的界定，鉴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出借人的个体经济能力有差异，由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裁量。

　　在支付方式不规范，不明确的情况下，如果因民间借贷是否以支付现金方式履行而发生争议，只能依靠审裁人员的经验、智慧、常识来自由裁量，而这些因素往往会因人而异，无法统一，不仅导致裁判结果不同，而且，还容易因此产生虚假诉讼、缠诉、滥诉，浪费司法资源，案件久拖不决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在民间借贷立法和司法中，强制规定支付方式，单笔借贷金额在限定数额（例如1万或3万）以上的，必须以转账方式支付；任一借方或贷方在一定时间（例如30天或60天）内发生超过两笔限定数额以内借贷，或在一定时间内累计发生借贷数额超过限定数额两倍，超过部分必须以转账方式支付。对按照规定必须以转账方式支付却不以转账方式支付，以及按照规定可以现金方式支付，但是不能举证证明现金合法来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律认定借贷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并将借贷双方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对依法应当认定借贷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的民间借贷纠纷，如果当事人采取暴力、威胁、讨债公司、黑恶势力等非法手段进行追收的，一律以敲诈勒索论处，同时涉嫌其它犯罪的，依法惩处。如此规定，既有法律依据，也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是完善和落实《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减少和规范现金交易，保证金融安全和稳定的需要。1988年颁布施行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至今已经20多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该条例已经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亟待修改和完善。表现在金融市场方面，是我国现金流通在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大，现金交易频繁。与转账等交易方式相比，现金交易最明显的特点是轨迹隐匿性，即市场主体通过现金交易，其交易结算在银行账户上和买卖各个关键环节上都不会留下痕迹，可以隐匿交易的轨迹，从而掩盖不合法交易，以达到逃避监督和处罚的目的。包括民间借贷在内的现金交易泛滥，对我国经济金融的主要危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金交易方便纳税主体避税，造成税收流失，损害国家利益。二是现金交易形成地下钱庄，使所谓“热钱”通过地下钱庄随意进出国境，逃避外汇、投资、海关等监管，增加经济金融风险。三是现金交易给假币泛滥提供机会，使假币印制、销售、使用形成产业，严重破坏货币流通秩序，影响金融安全。四是现金交易为其它违法犯罪提供方便，如利用现金交易方式进行洗钱、贪污、受贿、商业利益输送、非法集资、转移财产等非法活动，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当前时期加强现金管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学者和金融工作者建议，在修改完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时，必须对特殊行业强制进行非现金交易或强制限制现金交易。如对拍卖、房产、珠宝等洗钱行为高发的行业强制进行非现金交易。对工资、投资、劳务报酬等涉及纳税的事项强制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对民间借贷、典当等容易发生虚假交易、滋生地下经济的领域，强制限制使用现金支付方式。同时，禁止市场主体利用出租账户、使用他人身份证件、信用卡等方式非法套现。只有这样的现金管理制度才能与我国现在金融市场、财务管理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才能达到调节现金货币流通，合理规范现金收付行为，减少现金使用，节约现金流通的社会成本，防范假币，降低交易主体在现金保管、携带、收付、交接等过程中的风险，维护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和利用现金结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保证金融安全和稳定的目的。

　　第二，是执行反洗钱法，防范和打击利用民间借贷非法洗钱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第3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和按照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应当依法采取预防、监控措施，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全国民间借贷规模每年达数万亿元，必须纳入反洗钱的监管范围，而反洗钱的前提条件就是民间借贷主体在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开户并以转账方式进行支付，才能落实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如果仍然放任如此大规模的民间借贷资金在金融机构体外以现金方式支付循环，对民间借贷资金进行反洗钱监管，就是一句空话。

　　第三，是对民间借贷行业加强监管，规范经营的需要。对民间借贷强制限制现金支付，一是可以有效防止虚假借贷、非法借贷的发生，根据前述案例以及实际情况，虚假借贷均以现金支付为借口，非法借贷如赌资、毒资等一般必须以现金支付，限制现金支付，这两种借贷就难以合法化了。二是可以有效防止预扣利息及定期把利息结转为本金收取复息，现在民间借贷中，预扣利息及把利息重新签署借条转为借款本金的情况比较普遍，发生争议时，出借人往往以现金支付为理由，真假难辩，限制现金支付，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三是可以有效防止、及时发现非法集资。限制现金支付之后，以民间借贷为名，以现金支付为手段的非法集资活动，如果发生纠纷，会面临借贷合同未实际履行的裁判结果，出借人将承担“血本无归”的巨大风险。对以民间借贷为名，以转账支付为手段的非法集资活动，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分析转账交易记录情况，及时发现并查处。四是便于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民间借贷统计、分析、监管。限制现金支付，民间借贷的借贷结算都会在银行账户上和交易各个关键环节上留下痕迹，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动也在银行等金融体系内部进行，不仅便于政府了解民间借贷的交易动态，采取有针对性的引导、监管措施。而且因为民间借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可以提高民间借贷交易的安全性，并使金融机构增加资金来源。

　　第四，是便于举证，减少纠纷，节约司法资源的需要。从前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本来是简单的案情，因为是否支付现金发生争议，导致纠纷不断，耗时5年，反复开庭，反复裁判，极大地浪费司法资源。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现金支付方式举证困难，如果按照强制限制现金支付规定，对必须使用转账支付方式的民间借贷，出借方提交银行转账支付记录，就可以证明合同已经履行，如果不能提交银行转账支付记录，就不能证明合同已经履行，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样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司法效率，也使当事人举证方便，可以明确预见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增加对裁判结果的认同感，减少重复诉讼纠纷和缠诉、滥诉情况，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此外，由于明确规定，对依法应当认定借贷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的民间借贷纠纷，如果当事人采取暴力、威胁、讨债公司、黑恶势力等非法手段进行追收的，以敲诈勒索论处，同时涉嫌其它犯罪的，依法惩处。这样可以极大减少民间借贷中以暴力、威胁方式追债，以及黑恶势力的渗入。如果发生此类情况，也便于司法机关对其按章查处，精确打击。

　　（二）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解进行明确限制和规范，以借贷合同合法真实履行为前提，以两个不允许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