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黑犯罪相关问题刍议
林竹静 邵增辉 *

内容提要：目前理论界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界定往往停留在司法或立法解释的层面，未及本质。而笔者认为：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关键在于确切把握该组织的外在表象和内在本质；在此理论基础上，笔者对司法实务中遇到的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 特征 原动力 组织目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义与特征
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首先应对黑社会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必要的研究，以确定其含义。国内外对黑社会的定义一直缺乏一个统一概念，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如1991年美国司法部在“莫斯科国家反对有组织犯罪研讨会”上提出，有组织犯罪是：“划分为两极以上的犯罪组织或若干不同的犯罪组织，采取阴谋手段，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所从事的刑事犯罪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或对公众生活施加影响。” 国际刑警组织反有组织犯罪处认为：有组织犯罪是“任何具有有组织的控制结构，通过不法活动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通常以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 而相形之下，我国港澳地区对黑社会的界定则更为宽泛。香港《社团条例》规定：任何使用黑社会仪式，采纳、使用黑社会头衔或名称的社团，即为黑社会组织。澳门《有组织犯罪法》第一条则对黑社会作如下定义：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所成立的所有组织而其存在是以协议或协定或其他途径表现出来，特别是从事下列一或多项罪行者，盖视为黑社会”。 该条定义了构成黑社会所需的三个条件：1、是一个组织；2、组成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不法利益或好处；3、成立组织的方法是协议、协定和其他途径。只要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就可以认定为黑社会。
我国刑法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义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由于刑法规定在表述上不甚清楚，使得黑社会性质组织和犯罪团伙、犯罪集团、恐怖组织等相近犯罪组织的概念界限难以区分，从而导致理论上的纷争和司法实务运用上的混乱。为解决司法实务中遇见的具体认定问题，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曾作出有关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过界定。 相对于刑法条文的规定而言，该司法解释确实规定得更具体而易于认定，但实践中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公检法各家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必须具备司法解释中所提的四个解释中的第三个特征，即“通过贿赂、威胁的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俗称为“保护伞” ）意见不一。同时，对《解释》中规定的4个特征在一般情况下要同时具备，但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必须同时具备也存在分歧。为使公检法各家统一认识，2002年4月28日的立法解释对早先司法解释的规定做了修正。 对比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司法和立法解释，不难看出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保护伞”是否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要件上。司法解释对此持肯定态度，而立法解释则未将“保护伞”列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其他犯罪组织的特征而只是在特征中论及“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
如何看待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分歧，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其他犯罪组织的本质所在？理论界争论激烈，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争论大都仍停留在司法或立法解释的层面 ，并没有进而由表及里的从法理上归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直接表象和深层本质。笔者不避浅薄，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表象和本质
黑社会为外来语，即“under-world society”，直译为“地下社会”，是与正常社会相对立的，对社会进行非法控制的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是这种对社会非法控制组织的初级形态。对社会非法控制这点，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组织的本质所在。而一般犯罪组织，如各种犯罪集团、流窜作案团伙，在论及“控制”只是指犯罪组织中的首要分子对一般成员的控制。
1、外在表象：有严密的组织
对组织内部的严密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的犯罪组织最明显的表象。较之一般犯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组织内部的严密控制更具有层次性，拥有一套更完整的组织体系。在黑社会性质组织里有等级森严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分工明确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决策层和执行层改变了原来团伙犯罪临时拼凑的现象。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成员基本固定，多为惯犯、常业犯；有一套分职位分等级的塔型组织指挥系统：有居于塔尖的首恶“老大”，其下又有“老二”、“老三”排定座位、各司其职。如被查办的四川省资阳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黑豹集团”内就设有“总管”、“打手”、“后勤”、“踩点”等职务称谓，有时侯还有“降职”、撤职“处分。四川狄绍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模仿现代企业制度，制定《员工手册》，对犯罪组织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都是一般犯罪集团或有组织犯罪所不具备的，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和一般犯罪集团，有组织犯罪的重要区别。
2、内在目的：获取经济利益
黑社会性质组织必然以获得一定经济利益为目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渠道和手段可以是非法的，也可以是合法的，或是合法经济掩盖下的非法活动。一般来说，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往往以暴力形式的违法犯罪手段聚敛财物，如盗窃、抢劫等；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其往往以合法企业的形式为掩护进行金融犯罪、非法经营、走私犯罪等经济犯罪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也不排除合法经营，或为洗钱目的经营合法的经济实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经济实体的存在并非单纯追求经济目的，而是其配合犯罪活动、进而控制社会的手段。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经济利益的强烈追求是黑社会组织的内在目的，因而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一般情况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的经济目的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但也并非绝对，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刚刚成立，或者成立后由于“工作”不力，以至没来得及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或者所得非法收入较低，经济实力暂时弱小。笔者认为，在实际司法中出现这些情况，仍应认定其经济目的性的存在。另外，从事一定的经营活动，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恐怖组织及其他一些犯罪组织的区别之一。
3、核心本质：对社会的非法控制
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并非单纯为实施犯罪而存在，实施犯罪是以控制社会为目的，控制社会有时为了更好的实施犯罪服务，其犯罪行为表征为“反社会秩序性”、“暴力性”。在实践中多表现为对一定行业、地域的控制，如对高度竞争性的建筑承包、紧缺货物买卖、货运、客运等行业和市场、码头、车站等具有高度人员流动性的地域的非法控制。控制的手段通常有暴力、威胁、滋扰等：如控制招投标、暴力排挤竞争对手、非法垄断经营、收取保护费等等。黑社会组织在其犯罪初期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暴力性和反社会秩序性，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秩序仅仅是其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其控制一定势力范围以后，其就会致力形成非法秩序。因此在分析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等犯罪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要看实施这些犯罪的背后是否还有非法控制社会的目的。如果具有这一目的，才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否则就只能认定为普通刑事犯罪，不然将不合理得拓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外延。以1993年11月26日《广东省惩治黑社会组织活动规定》第2条关于黑社会组织的认定标准为例，该条规定“本规定所称黑社会组织，是指有组织结构，有名称，有帮主、帮规，在一定的区域、行业、场所进行危害社会秩序的非法团体” 。这一关于黑社会组织的概念虽然论及黑社会组织及帮会形式存在的特征，但根本上并未涉及黑社会组织对社会的非法控制上。由此可见，广东省这一地方法规对黑社会组织的界定是不严密的。它导致在司法实践上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扩大化。仅1991年至1993年被认定为黑社会和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就有800多个。而其中这800多个大多只是一般犯罪团伙,甚至连犯罪集团都构不上。“当犯罪团伙没有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黑社会性质组织来打，……正如同鸡蛋在没有孵化小鸡之前毕竟是蛋而不是鸡。因此，吃蛋也决不等于吃鸡，尽管每一只蛋中都潜存着一只鸡。” 对这类危害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相近、相同，个别甚至更大（如张君流窜抢劫杀人团伙）的犯罪组织，不能为单纯追求打击力度而挂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黑名单，这决不是“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一。而且，对这类犯罪组织以其所犯的具体罪名定罪量刑，也决无轻纵之虞。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对社会的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其发展到一定程度为自我保护和进一步发展所必然的要求，但在我国大量黑社会性质组织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把握某一犯罪组织是否具有对社会的非法控制这一核心本质上，应适量从宽，而不必要求其有国外成熟黑社会组织才具备的黑恶势力和控制能力。
此外，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反社会秩序性”中也显见：黑社会性质组织只存在于正常社会的范围内，并与正常社会相对立。不存在于正常社会中的组织，而是单独管辖一定区域的组织，我们就不能因其悖法的本质认定其为法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如原始的野蛮人部落、公海上的海盗集团。需要指出，黑社会和正常社会对立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为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断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一些暴力和恐吓活动。但暴力和恐吓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三、实务中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几个问题
由于语言本身的模糊性，要在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仅靠概念上的明晰和理论上的自足还是不够的，以下在具体认定中所出现问题对我们深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
1、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数下限问题
《解释》中只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人数众多，但对于具体的下限未作规定。有学者主张应为3人以上，即可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有学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犯罪集团中较高级的形态，一般应掌握在10人以上：一般来说，要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系统性的犯罪组织，则显然在现实生活中3个人组成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时难以想象的。要组成一个具有相当严密组织性的犯罪组织，其成员多为十人以上，或多达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笔者认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人数下限的讨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刑法294条中的相关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假设出现这种状况：甲、乙、丙三人阴谋扩大他们的犯罪集团，组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为此，他们效仿了国外的黑帮组织设置了一系列严密的帮规戒律、并贿买了当地的公安人员丁某为其撑腰。三人一方面为壮大组织的经济实力进行犯罪，另一方面加紧招兵买马。值得庆幸的是，在仅仅发展了数人入伙后，甲、乙、丙三人很快被公安机关缉捕落网。定罪时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按有的学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犯罪集团中较高级的形态，一般应掌握在十人以上。那三人就只能按其实际所犯的具体罪名定罪，不可能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但如果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无论如何属于犯罪集团的一种形式，而我国刑法第21条第2款明确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为犯罪集团。那么，完全可以将三人的阴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认定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数下限另作规定，从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角度出发，并无不可。但值得注意的是，应防止在实际司法中的滥用和扩大解释。
2、关于“称霸一方”问题
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有“称霸一方”的要求。“称霸一方”由两个因素组成：一为行为因素，即“称霸”——通过实施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形成一定的威慑力和支配力；二为地域行业因素，即“一方”——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在一定的地域或行业范围内形成一定的威慑力和支配力；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言，所谓一定的行业范围，是指一定地域内的行业范围；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定地域或者行业范围可能有所交叉。此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称霸一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犯罪组织形成的同时及犯罪组织形成后，该组织通过实施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达到在一定行业或地域内“称霸”的目的。反映在实践中，涉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往往同时身犯数罪。另外，要具备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第四个特征——对社会的控制，也需要通过“称霸一方”来实现。单纯的某项具体犯罪或流窜犯罪是不可能达到对社会控制的目的的。有学者认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分为固定地域型和流动型两种，其中后一种是指以流窜犯罪为主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个观点值得商榷。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的破坏是自觉的、全方位的，不同于具体犯罪对社会关系某一方面或具体某一成员权利的侵害。它动摇的是社会的根基，是社会群体的信念，给人民心理造成一种邪恶当道、正义不存而善良的人民只能向邪恶低头的错觉。” 其最终目的是“在以刑罚等社会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秩序中建立以暴力等犯罪手段为后盾的反社会秩序”。 这一最终目的的实现，需要通过“称霸一方”的手段。
3、关于“保护伞”问题
2002年立法解释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把“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社会危害”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保护伞并不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个必备构成要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一定社会非法控制性，即通过控制社会来达到反社会、反政府的目的。而黑社会性质组织与腐败官员相勾结、并使腐败官员成为其“保护伞”。是其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因此笔者赞同《立法解释》的观点，把“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中的或然性情节。

也谈刑罚目的

周?娅


内容提要：我国的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的时候，把“报应论”和“预防论”作为刑罚目的的两大流派进行论证。本文通过对刑罚目的和本质的比较，认为报应是刑罚的本质，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是刑罚的目的，同时刑罚目的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并通过刑罚本质加以实现。
关键词：刑罚目的 刑罚本质 预防 报应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论题，不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经过几百年的争论之后，人们对于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笔者仅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浅薄的认识。
所谓刑罚是指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中确立，由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①它和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中的制裁措施一样都是使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手段，是人们在认识到其属性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的，属于客观范畴；刑罚目的是一个主观范畴，是人们通过创制、运用刑罚想要达到的某种结果。也就是说，刑罚目的是人的目的，而不是刑罚本身的目的。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却存在着一些观点，把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即刑罚正当化根据）混为一谈了。因此，要弄清刑罚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界定刑罚目的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它属于客观范畴，而目的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刑罚本质属性决定了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建立在刑罚的本质基础之上。反过来，刑罚目的又反作用于刑罚本质，当这种反作用力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会使刑罚发生质变。刑罚的目的和本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人为之物，刑罚是国家基于对其属性的认识并为了利用其各种属性而制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刑罚的各种属性（包括本质属性）已被注入了国家意识，而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有赖于包括本质属性在内的各种属性演变为刑罚功能，进而通过刑罚功能的发挥使刑罚目的变为现实。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混淆。刑罚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不会自在自为的发挥作用，只有服务于刑罚的目的才能突现它的价值；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虽然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刑罚，但一经创制完成，人们的目的就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只能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总而言之，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不同概念，研究刑罚目的就要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创制和运用刑罚？人们希望通过刑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而刑罚的本质回答的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刑罚不是犯罪？刑罚为什么是正当的？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时，把本属于刑罚本质领域内的报应论、预防论等学说作为刑罚目的加以讨论，认为旧派的报应刑论主张刑罚的唯一目的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没有任何目的；新派的目的刑论（即预防论）主张报应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刑罚目的。如有的学者说：“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罪犯科刑的唯一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页就是说，报应即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理由，也是刑罚的目的，除了报应外，刑罚再无其他目的。”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报应论和预防论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方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报应论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是从犯罪人个人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不是说报应是刑罚唯一的目的；预防论则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主张为了社会而适用刑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它也并不排斥刑罚具有报应的目的。虽然报应论与预防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围绕着刑罚的本质而展开的，它对刑罚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刑罚目的并不是争议的核心。
笔者认为，刑罚是国家维护正常统治的工具，它的目的只能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对人类文明来说究竟是善还是恶，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犯罪是对法秩序的破坏，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因此国家才会要通过刑罚来制裁它。立法者所关注的不是刑罚对犯罪的具体报应公正，也不是刑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一个罪犯教育改造好，使他不再重蹈覆辙。立法者之所以要制定刑罚，只是要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大致的行为范式，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个相当平稳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国家的统治。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必然，是不可以被预防的，在这点上笔者并无不同意见，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不可以被阻止的呢？人们对犯罪就无能为力了吗？诚然，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们的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以及心理素质等众多因素有关，不是单凭刑罚这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刑罚在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以否认的。而且，既然减少犯罪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就需要从各个相关方面一起下手，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才能达到遏制犯罪的目标。承认刑罚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就意味着刑罚可以消灭所有的犯罪。所以，刑罚不能也不是为了消灭犯罪才产生的，但它是针对犯罪而产生的，为了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
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后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③笔者认为，首先将刑罚目的概括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不妥的，因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关于刑罚正当性的讨论，如果简单将其引入刑罚目的领域则会有混淆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的危险。即使在刑罚目的的意义上使用“预防”一词也是不够准确的。前文已经论述过，犯罪的发生是必然的，无论是刑罚还是其他的什么手段，都不可能预防犯罪的发生，所以在研究刑罚目的时不宜使用预防一词。其次，刑罚是为全社会而设，它的着眼点在于一般民众，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就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即使有一小撮人不顾法律的禁止肆意妄为，凭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颠覆整个统治基础，刑罚之所以制裁他们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儆猴之鸡”，以此告诫社会民众法律不可被侵犯，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坦白说就是把罪犯当作了防卫社会的手段。简言之，刑罚适用于罪犯并不等于刑罚的目的在于罪犯，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就像是一部宣传片，是为了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起到警戒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刑罚被制定以前，某人犯了罪，但是立法者明确的知道从此以后社会上不会再有犯罪发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制定刑罚，因为这次犯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它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国家明天就要解散，那么即使今天有人犯了最严重的罪，也不必再对他发动刑罚了，因为国家即将不复存在，刑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所要保护的对象也已消失，因此刑罚也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了。
有人担心将“预防犯罪”（即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在此处仍采用通说中的称谓，但内容已不相同）作为刑罚的目的就会导致刑罚漫无边际的严厉，甚至为了威慑他人而对没有犯罪的人适用刑罚，换言之，只考虑“预防”的目的刑罚便没有上限。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在研究刑罚目的的同时是不可能脱离刑罚的本质的，目的受到本质的制约（刑罚目的与本质的关系前文已经论及）。笔者认为，刑罚的本质是报应，这便给刑罚划定了上限，即只能在罪刑相适应的范围内科处刑罚，刑罚的目的只能是在这一报应本质制约下的目的。二者相结合，不仅弥补了报应刑不能解释免除处罚、缓刑、减刑、假释制度的不足，也克服了预防刑无法适应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缺陷。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刑罚的目的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但并不是意味着目的沦为本质的奴隶，人们要充分利用刑罚的本质去实现刑罚的目的，也就是说“预防犯罪”是第一位的，报应是第二位的。因为，刑罚本身是一种对犯罪的恶报，“与恶行发生后期待恶报相比，人们肯定宁愿期待没有恶行。显然，恶有恶报是不得已的，而没有恶行才是最理想的状态。”④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刑罚的程度会越来越轻，非刑罚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刑罚目的在本质的限制下，可能使刑罚朝着时代进步的方面发展，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就不必一定要采取刑罚这种痛苦的方式。因此，在某种犯罪不需要处刑时，可以考虑免除处罚，在需要使用刑罚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刑罚目的的需要，即对社会的警戒作用，其次考虑报应的要求，以报应的标准限定刑罚的程度。

参考文献：
① 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② 田文昌：《刑罚目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③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页。
④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On The Aim Of Penalty
Zhou Jun-ya
Abstract: When talking about the aim of penalty, many scholars think retribution and prevention as opinions on the aim of penalty.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im and essence of penalty, the author think retribution is the essence of penalty and maximum prevention is the aim of penalty. The aim of penalty is limited and realized by essence of penalty.
Key Words: the aim of penalty the essence of penalty prevention retribution

作者：周?娅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刑法专业200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