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陈定良
（浙江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314001）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存在一定时间以后，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民法上按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的不同，将时效分为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取得时效（usucapio），又称时效取得，抽象而言，乃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某权利之意思继续行使该权利，经过一定期间之后，遂取得该权利的制度。
取得时效最早见诸古罗马法，降至近代，这一制度率先为法国民法典所采纳，后来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承袭。可以说取得时效在欧陆国家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却一直是立法上的一项空白。近年来，尤其是从1995年以后，关于如何制定物权法或民法物权编成为我国社会一个焦点以后，物权法中的各项制度得到了更深入地研究。相应地，法学界对取得时效制度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且对于取得时效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的必要性，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已经达成了共识， 一致认为我国应当建立自己的取得时效制度，并把它写进了两部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与民法典草案里面。 但是，学者们对如何设计取得时效这一制度，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些方面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主张，因而促使取得时效制度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段时间以来争论不休。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设计这一制度，并使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则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取得时效制度历史起源考察入手，通过各国或地区取得时效制度的对比，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寻求一个理性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规范体系，以期对我国的民法立法有所裨益。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在各国或地区的生成或演变
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作为调整人类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取得时效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了弄清楚它的真实面目，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比较法的分析。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弄清楚这一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一点正如列宁在讲到如何研究国家问题时所指出的“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地获得正确处理的本质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而“通过对各国法律的比较不仅能够加深对本国法律的理解，还能从中获得关于如何改进和发展本国法律的重要启迪”。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起源
“私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一些重要的理念、观念和概念，都可以从罗马法中找到它的蛛丝马迹，从而发现其发生与发展的渊源”。
取得时效制度作为一个极为古老的法律制度，最早也诞生在古罗马，据亨利·梅因爵士考证，为了鼓励平民占有他人废弃土地，从而稳定经济秩序，早在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出现以前，古罗马就有对取得时效制度的古老规定：凡曾被不断持有一定时期的商品即成为占有人的财产，占有的期间是极为短促的——一年或二年，视商品性质而定。 然而目前可查的对取得时效的最早的成文法规定始自《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第6表第3条规定：使用土地的取得时效为2年，其他物为1年，但使用人必须是罗马市民，外国人不能适用。其目的主要是弥补形式主义要式买卖所导致的缺陷。至帝政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略式买卖已取代要式买卖，人口迁徙频繁，市民法逐渐显露出不足，外省省长创制了适用外国人与行省土地的所谓长期时效，根据长期时效，不论动产或不动产，当事人同住一省的经过10年，异省的经过20年，占有人即有权拒绝所有人的追诉。至优帝时期，优帝一世鉴于市民权已普及全罗马的一般居民，外省土地与意大利土地的统一征税以及市民法所有权与法官法所有权的差异消失等原因，废除了最古时效与长期时效的区别，建立了统一的时效制度。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动产取得时效的期间为3年，不动产的取得时效期间，当事人居住同省的为10年，异省的为20年，无正当原因的善意占有人或占有人和平、公然占有盗窃物的，不论动产或不动产一律30年。至于法律特别保护的财产，诸如争讼物以及国库、皇帝、寺院和慈善团体的财产，则为40年。
应该说，取得时效制度是伴随着古罗马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并逐步走向成熟的。
（二）．在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生成
1．法国民法典
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国民法学家突破经院法学家的观念束缚，将沉寂多年的取得时效制度写进了《法国民法典》。 基于对取得时效制度与消灭时效性质的认识，法国民法典承袭注释法学派所主张的所谓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具有共同本质的观念，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视为时效制度的统一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而共同规定于民法典独立的一章 其第2219条规定：“时效，系指在法律确定的条件下，经过一定的期间而取得财产所有权或自行免除义务的方法。”其中“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法”为取得时效，“免除义务的方法”为消灭时效。
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时效又分为普通时效与短期时效，普通时效为30年，短期时效为10年到20年，10年与20年短期时效均要求占有人为善意。在动产的情况下，如果占有人为善意，即符合即时取得的要件，则适用即时取得制度；如果占有人为非善意，则适用30年取得时效。
2．德国民法典
与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继受罗马法，将取得时效规定于其“物权编”当中，作为所有权的一种取得方式。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时效分为动产取得时效、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与未登记不动产取得时效三大类。有关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其第900条第一项第一目规定：“未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而作为该土地的所有权人登记在土地登记簿时，如此项登记已经达到30年，而且此人取得对该土地的自主占有时，则此人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延伸而言，即不动产的登记簿中登记为所有人的占有人，善意占有不动产经过一定期间，且该登记未被撤消时，将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
有关未登记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其民法典第927条规定，对他人的不动产经过30年和平、公开、连续的自主占有，占有人可以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其成立要件首先要求占有人必须自主占有，即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该不动产。其次要求此占有人必须公开、和平、持续占有。最后，占有人必须依公示催告程序除去他人的所有权，并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
而对于动产的取得时效，德国民法典共安排了9个条文（937-945），该法第937条第一项规定：“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者，取得其所有权。”在德国法上，动产取得时效有三个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是善意占有，如取得人在取得占有时为非善意或在以后知悉所有权不属于所有者，不成立因时效而取得。其次，占有必须是自主占有，即占有人必须以所有的意思占有。最后，占有必须经过一定的期间，即法定的时效期间届满。
3．日本民法典
日本民法典承袭法国民法典的做法，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规定在其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六章里。关于取得时效共设4个条文。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时效由长期时效与短期时效构成。有关长期时效，该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20年间，以所有的意思平稳而公然占有他人之物者，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有关短期时效，该法第162条第2项规定：“10年间以所有的意思平稳且公然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者，如果其占有之始系善意且无过失的，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两种形态时效分别适用不同的构成要件。但无论20年时效还是10年时效，都要求占有人以所有的意思公然占有。除此之外，日本民法典还把取得时效的适用客体扩张到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
4．瑞士民法典
瑞士民法典继受德国民法典有关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将取得时效规定于第四编“物权法”的“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里面，明定取得时效为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一种取得方法。但有一点差异就是瑞士民法典在动产所有权里面使用的术语为“占有时效”。
首先，在土地所有权取得时效里面，它分为普通取得时效与特殊取得时效两类。普通取得时效指的是，在不动产登记簿上不当登记为所有人的占有人，只要其为善意，并没有争议地连续取得10年，取得所有权，实质上是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特殊取得时效指未登记土地（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并且瑞士民法典并未严格把已登记不动产所有权排除在其适用客体之外，其民法典第662条规定：对于不动产登记簿中记载的土地所有人不明，或在三十年取得时效开始时，原所有人死亡或被宣告为失踪，现占有人，同样取得所有权。其次，对于动产所有权的占有时效，只要占有人作为所有人占有他人财产，且无争议无间断地占有5年之久时。即可取得其所有权。
5．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有关取得时效制度主要参酌德国、瑞士民法规定，把取得时效规定于“物权编”中，其主要包括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不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以及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取得时效三种类型，有关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其“民法”第768条规定：“以所有的意思，5年间和平、公然占有他人动产者，取得其所有权。”其不以善意为要件，只要和平、公然占有他人动产经过5年，即可取得该动产所有权。而有关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则根据占有人是否具有善意又区分长期时效（20年）与短期时效（10年），但客体仅限于未登记的不动产，对他人已经登记的不动产不存在依时效取得物权的可能，而且不承认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
（三）取得时效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演变
英美法由于受寺院法的强大的阻力，对于时效的态度，起初是嫌恶，后是勉强赞成，英美法上，有关取得时效主要有两项制度，一项是反向占有”（adverse possession） 它源于英格兰传统的封建法，指动产或不动产的敌意（hostility）占有人，以取得所有权为目的公开、自主、连续的占有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达到法定的期间，即可取得所占财产的所有权。适用于有体动产和不动产。它是《时限法令1980年》（limitation Act 1980）的核心内容。其二是时效占有(prescription)，它首先发端于英国普通法，指的是无权利人通过使用他人的土地或其他不动产，从而取得附属性的地役权或用益权的制度，主要适用于附属性的地役权或用益权。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给长久的事实穿上权利的外衣。两者标的的结合与大陆法系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调整范围大体相同。
在美国，各州都有关于“反向占有”的规定，但规定的期间不同。如不动产的“反向占有”的期间在纽约州为10年，在加利福尼亚为5年。 一般而言，不动产的“反向占有”期间为10年到20年，动产则为2年到6年。 并且，根据一州关于“反向占有”规定所进行占有的标的一旦离开该州，将停止计算，待标的物回到该州后再继续计算。
4．取得时效制度在我国
严格地讲，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 近代意义上的取得时效制度，最早见于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中，取得时效被规定在草案第一编总则的第七章“时效”之下，但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该草案并未施行。真正形成一项系统完善的制度并予以施行的是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1923—1931），当时仿德国、瑞士民法典体例将其规定在该法典的物权编中，分为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不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和所有权以外其他财产权的取得时效，规定得比较详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大陆地区废除了国民党“六法全书”，制定颁布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事法规。在民事法规中，效仿《苏俄民法典》有关时效制度的规定，只采用单一的诉讼时效（消灭时效），未采纳取得时效制度。直到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法通则》亦未加以改变。立法上虽然一直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但在理论上对要不要规定取得时效一直有争议。
立法上之所以拒绝规定取得时效制度，一方面是受前苏联立法的影响，认为无偿取得他人物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是不道德的，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物归原主”“拾金不昧”的道德观念相违背，不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而且极可能导致鼓励那些行为不轨的人哄抢、私占公共财产的行为。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土地法的独立，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普及、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广泛适用以及消灭时效的规定，使得取得时效失去了适用余地。 反对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观念也一度占据上风。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法学上逐步摆脱前苏联法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甚至原来反对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学者转而要求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反映在立法上，就相继有两部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以及《民法典草案》对这一制度加以规定，但对如何设计这一制度以适合中国国情却存在争议。
二、取得时效存在的法理依据
取得时效制度目的在于使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或使用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从而依法取得他人财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在特定情形下排除真正权利人的权利，使“事实胜于权利”，从而再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动摇了“所有权神圣”的原则。由于这一点，取得时效成为“在一切法律中，现代人最不愿采用并使它产生合法化的原则”， 并备受现代法学家批评；在日本，川岛武宜先生认为“纵使非正当权利关系的事实继续存在，也不能破坏法律原则，加以既成事实而给予不法占有人所有权或相他权利——与近代强烈权利观念相矛盾”。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它违背社会伦理，会鼓励人们哄抢、强占、盗窃公私财物。 但在立法实践上，除了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等少数国家立法上没有采纳取得时效制度外，这一制度在法典法系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得到了一致的承认，尽管在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异。
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取得时效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究竟在何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索其存在的法理依据。
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拉伦兹曾提出：创造法律进步活动必须具备以下三项要件：（1）所提出的规则能适用于一定的案件类型（Falltypus）；（2）法律要件与法律效果的结合，系基于法律上考虑，旨在实践一项实体的法律原则，（Ein materialles Rechtsprinzip）；（3）所创造的规则必须能与既存的法律秩序融为一体，契合无间，以维护秩序的内在的一致性。
取得时效制度虽然并非一个后生成的制度，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就不得不思索它与中国法律体系这个“受体”是否具有可融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创造一个新的法律制度所须考虑的因素并无二致。因而笔者以为，在我国，讨论取得时效制度的存在法理依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应考察取得时效制度的制度功能，目的在于揭示在我国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是为了实现哪一些法律价值，适应何种社会需求，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应考察取得时效制度在现今法律体系中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即揭示在当代各项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如消灭时效、善意取得、物权公信原则），取得时效制度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制度功能
作为一个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制度，取得时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制度功能。出现之初，古罗马原始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促使取得时效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解决财产所有权人与需要人之间的矛盾，鼓励人们使用他人闲置之物（如土地、奴隶、牲畜等），以使物尽其用。《十二铜表法》颁布以后，为了克服形式主义要式买卖制度的缺陷，取得时效具有了补救所有权取得方式缺陷的功能。至共和末年，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交易及迁徙频繁，取证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于是取得时效制度又发展为一种证明所有权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发展到帝政后期，战乱频繁，取得时效又演变成一个尊重持续的事实状态，保护现有社会经济秩序，以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发展到近现代，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取得时效原有的一些功能已经从其身上褪去。但是，现代各国民法仍普遍地承认取得时效在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经济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物尽其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详细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保护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郑玉波先生曾将法的安全分为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前者着眼于利益的享有，所以也称为“享有的安全”或“所有的安全”，此种安全主要由物权法保障，后者主要着眼于利益的取得，所以也称为“交易安全”，合同法为主要维护交易安全的法律。 为什么说作为主要调整财产的占有关系，保障静态安全的物权法， 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制度的取得时效的功能是保护交易安全呢？其理由在于无权利人以所有的意思公然、和平、继续地占有他人的所有物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人们常信其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符，从而在该物上建立各种法律关系，否定取得时效制度势必造成社会经济与法律秩序的混乱，违背法律旨在维持人类共同生活的和平秩序这一目的。 申言之，取得时效制度就是通过保护静的安全达到维护动的安全目的的，即通过对占有人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承认从而达到维护与占有人发生交易或其他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另一方面，现代民法价值取向相比于近代民法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追求“安定性”到追求“妥当性”，由“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 。在现代，传统民法的三大原则受到修正，消极国家向积极国家转变，民法本位也逐步呈现出了社会化倾向。现代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制度就隐含传统民法所欠缺妥当性的国家干涉主义的价值观。 在保护财产原始所有人利益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上，取得时效制度选择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也正是由于它选择了社会整体利益，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所以，各国民法典无不加以采纳，即便在极力张扬“所有权神圣主义”的近代民法时代。
2．节约交易成本，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物尽其用
按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明确界定的产权能保护人们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模糊的产权制度是增加交易成本最基本的原因。取得时效制度通过赋予自主、和平、公然达一定期间的“占有人”以财产的所有权，从而消除原所有权与事实占有权相分离的状况，解决了模糊产权的问题。在很大意义上节约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客观上也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并诱使闲置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与利用。而这一功能也正好符合科斯所主张的“权利应该让于那些最能够最具有生产性使用并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而且要发现和维护这种权利分配，就应该通过法律的清楚规定，通过使权利让渡的法律要求不太繁重，而让权利让渡成本比较低”。
浅谈档案法制化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张智涛


　　现代档案事业在社会化、信息化建设中，越来越表现出对法制化的依赖。因为“社会化”的档案事业方方面面都与社会相关联；“信息化”的档案事业需要有科技的发明和进步作支撑。而对档案工作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以及档案科技知识产权的维护，则需要靠法制来保障。加强档案法制化建设，是适应新时期档案工作发展的新形势，推动档案事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那么，档案法制化建设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推动档案法制化建设健康发展呢？以下是笔者对此问题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档案法制化建设的现状

　　1、社会档案法制意识淡薄。
　　意识决定行动，档案法制意识在人们遵守和执行档案法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档案法制化建设需要得到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但由于档案工作不可能成为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档案部门不处于热线，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甚至档案部门自身也对档案行政执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致使档案行政执法“软弱无力”，不足以对违法者形成影响，更不可能真正制裁其违法行为。由于全社会档案法制意识淡薄，使得档案行政执法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作出具体执法行为时困难很大，与工商、税务、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活动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2、档案法规体系尚待健全。
　　近年来，我国的档案法规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重新修订了《档案法》，颁布了《档案法实施办法》，此外，各级地方档案事业管理部门也纷纷出台了地方性档案工作规章制度。这些法规为解决新时期档案工作遇到的新问题提供了依据，但是，与档案法制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的档案法津法规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以及执法严密性，档案法规体系尚待完善。例如在确定违法情节、裁定标准等适用哪些具体条款时难以把握，弹性大，执法手段单一，对有法不依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怎么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

　　3、档案行政执法力度不够。观瞻十余年来的档案行政执法情况，可以发现，很多地区违反《档案法》及有关档案法律法规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但真正得到处理的却极少。个别地方办了个别案件，也是草草收场，达不到宣传教育效果。不少执法人员存在档案部门是“软单位”、无权无势没有必要得罪人的思想，做“老好人”，逢事绕着走，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孰视无睹，得过且过，违法不究。
　　4、档案行政执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档案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理念、法制业务素质等，还远远不能适应档案法制建设的需要。有些档案执法人员对档案法律、法规研究得不够，不熟悉有关法律条文，哪些情况属于违法行为，应该如何处罚，心中没底。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多同志并没有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学法、懂法、执法，而只是忙于各种具体事务。另外，从基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已开展的学法活动来看，多数单位也仅局限于法律条文的学习，而研究如何运用这些法规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并不多。

二、档案法制化建设的对策

　　1、做好档案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营造档案法制化建设的社会氛围。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经常性地组织开展现场咨询、广播宣传、悬挂标语、布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档案法规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贯彻执行档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提高对档案工作的支持度和参与度，为档案法制化建设营造一个优良的外部环境。使社会公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充分认识到，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档案机构等是法律的规定，保护档案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不按规定移交档案、档案管理不善造成损失等行为是违法行为。是否重视和加强档案管理工作，不仅是一个工作态度问题，而是是否守法、执法的原则问题。当档案法制意识在社会各层面中具有较高的普遍性时，档案法制化建设便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加强档案立法工作，建立健全档案法规体系。必须将档案立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既要强调国家制定的档案法律的科学性、严密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又要增强国务院及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档案法规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档案法规体系的严肃性、权威性，增加其灵敏度和惩戒力度。建立健全档案法规体系，对于加强档案法制建设，保障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
　　3、深入开展档案执法检查工作，加大对档案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档案执法是档案法制建设的关键环节，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是法律赋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神圣职责。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坚持联合执法检查与独立检查相结合，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综合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档案行政执法机制，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综合档案馆建设等进行执法检查，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违规案件，对违法违规现象予以通报，督促整改，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积极实施“人才兴档”工程，努力培育一支过硬的档案行政执法队伍。执法人员素质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法律的实现程度。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实施“人才兴档”工程，重点加强对档案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教育，加大培训考核力度，使他们不仅熟悉档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还要了解《宪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条文，不断提高其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与此同时，从制度上规范和约束档案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培养一支既具备系统的档案工作知识，又具备系统的法律知识、思想工作作风过硬的档案执法队伍。